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病人从事了什么更进一步的“自由行为”（这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案例）：纳粹士兵将他抓进了集中营，并给了他最坏的待遇。在集中营里，他不再爱干净，甚至连这种企图都没有——相反，现在他选择尽可能地在污秽中打滚。他现在所知道的就只是厌恶干净。并且，每次他必须选择他不会选择的东西。然而，在这些场景背后，另一幕戏剧正在上演：由于超我感受到了来自外界强制的巨大痛苦，停止了它在这方面的攻击——外界现在正严刑拷打，于是超我解除了责任。因此，自我也就解除了这样的痛苦，即，不断地以洗手的形式做出受惊的答复，来证明超我的错误。这个人不再需要这种防卫了，他滑回到了他对污秽的天然嗜好。即使是对于纳粹士兵来说，这个变化也太过头了：某一天，他们抓住了他，说道：“我们要教你怎样变得干净！”他们将他拖进雪地里，将一桶又一桶的冰水浇到他身上，直到他被活活冻死。这就是一个原初本我愿望的最终结果，毁灭性的超我将其控制在自己的谋划里。
最后，让我们来举一个较少色彩的、也更平常的例子。一个大学生，拥有财富、魅力和一切常人认为是成就功名的重要条件，他开始发展以下的人格模式（personality-pattern）：尽管他受过社会交谈要优雅的良好**，但他总是在某处失言，并且总是在最坏的可能情况下；他对他的朋友们做出伤害很深的尖刻的评价——而且显然总是采取那种伤害最大的方式：他总是对B而不是对A做出一个不会伤害A但会伤害B的评论，诸如此类。这些都不是有意识的。通常，他很体谅别人，但他总是设法（无意识地）去利用那些最可能记恨的朋友，并且总是在他明知他不应该利用的时候，他毫无预警地在凌晨3点给邻城的一位朋友打电话，要求去他的公寓度周末；自然，他得罪了这位朋友，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发了怨恨（当神经官能症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时候，“常识”会暂时衰退，并且在这一情况下，一个人的智力是毫无帮助的，它被神经官能症的兴趣所利用），并且，当他们下一次见面这个朋友对他很冷淡时，他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并觉得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攻击性行为招致了怨恨和作为回击的攻击性行为，但在意识层面上，他所看见的只是别人针对他的行为——并且，他认为自己是受不公正“迫害”的无辜牺牲品。
从道德学家的观点看，这些行为都是自由的：他选择在凌晨3点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他选择做如此尖刻的评论，等等。他所不知道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受虐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他的无意识要比他的意识层面的智力精明和聪明得多；它以不可思议的准确性洞见了何种行为将最大限度地毁灭他，并且正确无误地强迫他采取这种行为。在意识层面上，这个学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在不同的时候给出不同的“理由”，但这再一次表明，它们全都是无意识机制之遮掩的合理化，这种无意识的机制，不管他愿不愿意，都强迫他采取其“常识”所要规避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