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见我的一篇题为《极端的和有限制的功利主义》的文章，载《哲学季刊》，1956（6），344～354页。这篇文章有许多印刷错误。较好的版本收录在菲利帕·福特（PhilippaFoot）编辑的《伦理学理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一书中，或迈克尔·D.贝尔斯（）编辑的《当代功利主义》（纽约，杜博莱德出版社，1968）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我用“极端”和“有限制”来指代布兰特使用的“行动”和“准则”。现在，我更喜欢布兰特这种恰到好处的提法。
［16］参见A.K.斯托特（Stout）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假如每个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动》，载《澳大利亚哲学》，1954（32），1～29页。这篇文章实际上讨论了与此相同的问题。
［17］关于准则崇拜，参见I.M.克龙比（Crombie）：《社会的钟表结构与功利主义道德》，载D.M.麦金龙（Mackinnon）编辑的《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3，109页。
［18］大卫·莱昂斯：《功利主义的形式和局限》，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与其相似的观点也可以在以下书中发现：R.M.黑尔：《自由与理性》，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131～136页；R.B.布兰特：《一种可信的功利主义形式》，载H.N.卡斯托内塔（Castaneda）和G.纳克尼基安（Nakhnikian）编辑的《道德与行为言语》，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63，特别参见119～123页。
［19］在本文的第一版中，我说：“这一行动可能在现在和未来，产生某种对整个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整个有知觉的存在者的幸福和福利来说是最好的总体境遇。”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福利不等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可能的福利。大卫·布雷布鲁克（Braybrooke）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他的文章《在功利主义之间的选择》，载《美国哲学季刊》，1967（4），28～35页。
［20］摩尔：《伦理学原理》，162页。
［21］M.A.卡普兰：《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的某些问题》，载《伦理学》，1959—1960，总第70期，228～232页。这篇文章批判了我的《极端的和有限制的功利主义》，本文载《哲学季刊》，1956（6），344～354页。卡普兰也提出了一种反对我的游戏理论的观点，但该观点似乎只对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来说是令人信服的。卡普兰在一篇有趣的《有限制的功利主义》（载《伦理学》，1960—1961，总第71期，301～302页）的论文中，继续讨论了该问题。
［22］《德拉姆大学杂志》，1963（55），86～87页。
［23］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413页。
［24］同上书，469页。
［25］同上书，428页。
［26］A.N.普赖尔：《行动的效果》，载《亚里士多德学说增刊》，1956（30），91～99页。
［27］K.E.M.拜尔： 《道德观点》，纽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58，203～204页。
［28］《英国的功利主义》，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66，145页。
［29］布兰特：《伦理学理论》，389页。
［30］运用混合策略将在理论上为A.K.斯托特论文中浇花园的例子提供解决办法。见斯托特的论文《假如每个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动》，载《澳大利亚哲学》，1954（32），1～29页。
［31］参见M.A.卡普兰《有限制的功利主义》和大卫·布雷布鲁克《功利主义之间的选择》中所作的敏锐评论。
［32］D.K.刘易斯：《契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
［33］T.C.谢林：《冲突的策略》，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
［34］参见《澳大利亚哲学》，1972（50），17～19页。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回答D.H.霍奇森（Hodgson）的一个观点。参见霍奇森：《功利主义的效果》，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38～46页。
［35］我说“与真理相距不远”，这是因为观察陈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的载体，如果它们负载的是不好的理论，我们必定会反对这些观察陈述。
［36］参见P.A.希尔普（Schilpp）编：《G.E.摩尔的哲学》，伊利诺伊，西北大学出版社，1942，554页。
［37］H.J.麦克洛斯基：《对功利主义惩罚的评论》，载《心灵》，1963（72），599页。
［38］J.W.N.沃特金斯（Watkins）在他的《否定的功利主义》［载《亚里士多德学说——增刊》，1963（67），95～114页］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对我来说，我的文章《伦理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给了沃特金斯错误的印象。我的这篇文章载《哲学杂志》，1965（62），344～349页。本文的最后一章便是根据这篇文章写成的。
节选自:［澳］斯马特等:《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牟斌译。
[1] 应译为黑人史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