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罗莎·卢森堡也完全像列宁那样要求工会与党实行联合。但她所期待的联合并不是党对工会施加组织上的影响，而是共同斗争。在共同斗争中，党虽然能够发挥协调配合、把握方向的作用，但却不能成为发布命令、下达指示的核心。虽然列宁谈到 “工联主义的意识”仅仅是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形成的，但卢森堡则倾向于认为，这种工联主义的意识最初是由工会机构灌输到工会运动中的。如果说，列宁非常鲜明地区分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那么卢森堡则看到了阶级争论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恒常性。
早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革命的工联主义从克服工会运动与党的政治运动的二元论这一必要性中得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如果卢森堡最终像列宁那样把政治党派视为革命的领导力量，那么,即使列宁主张更为强有力的专断的领导方法而卢森堡力荐民主的领导方法，工联主义者也会完全拒绝以政党作为组织形式。在他们看来，政党被议会政治(尤其被法国的改良主义)败坏了声誉，它不能在结构上超越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统治秩序。顺便提一句，罗莎·卢森堡也看到了改良主义的议会制与修正主义的工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她把这些革命工会与革命政党对立了起来。与此相反，对工联主义者来说，只有工会及其斗争手段——罢工(直至革命性的政治总罢工)——才是适合于工人解放的组织形式。革命的工联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自认为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党专政，证明了他们的担忧：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运用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政治党派的手段，只会造成新的压迫形式。
对列宁来说“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要比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同样(而且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也一定要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工人组织不一样”①。
列宁特别要求党要进行严格的干部选拔，要纪律严明，要使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成为同质的统一体。只有这种“新型”政党，这种(特别是)由职业革命家构成的“干部政党”,才能领导劳动大众在革命中取得胜利。于是，在这一背景下也出现了著名的军事隐喻与机械论隐喻(罗莎·卢森堡早在1903/1904年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就对此提出了批评)。列宁把党称为革命军队的“军官团”甚或“总参谋部”,把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称为“传送带”,领导的力量可以借助于这些“传送带”传输给群众。卢森堡尤其指责列宁的组织原则保持着与工人运动性质毫不相称的资产阶级激进的“雅各宾主义”: “社会民主党的中央集权建立在这两个原则上，其一，党的所有组织及其活动，哪怕是最琐碎的细节都从属于中央权力，只有中央权力可以思考一切、运作一切、决定一切；其二，党的组织核心与围绕着它的革命氛围截然分离，正如列宁为之所辩护的那样——对我们来说(……),这种分离表现为：阴谋策划者集团向工人群众的社会民主运动机械地传输布朗基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①
虽然罗莎·卢森堡很快就纠正了她对布尔什维克所作的批判性评价，因为她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然克服了它的“雅各宾主义”②;但她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1918年)中依然强调，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和监督控制(禁止、取消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始终还是这个党采取的方法。在对十月革命一边倒的崇敬、钦佩之辞中，卢森堡极其扎眼的批判在本质上完全对准了这场运动的反民主方面，在她看来，这一方面与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全然不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