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在19世纪下半叶，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逐渐为人们所忘却，另一方面人们也有意识地、煞费苦心地低估这位思辨思想家对科学家马克思的影响。在思想领域的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过于大张旗鼓地引用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显得不再合乎时宜，就像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认识论统治着思想领域。恩斯特·海克尔(而不是黑格尔)被有文化素养的人以及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推崇为时代的杰出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也适应了这种科学理想，以及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黑格尔的科学概念以及他关于最终的绝对知识的断言，为现代(自然)科学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概念所取代。尽管卡尔·马克思——继黑格尔之后——对他的共产主义哲学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它“解决了历史之谜”,使历史实体变得完全通透可见，并使之具有了自我意识，可是现在，人们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所做分析的实证的、科学的特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马克思与达尔文①进行了比较。他相信，通过这种比较可以表达对马克思的敬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分析与达尔文对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的分析如出一辙。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与他对异化世界的批判之间的联系不再为人们所关注。规范与现实的统一——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典型特征——在理论中消失了，至少是不再能被恰当地说明了。
黑格尔一再表达了他对“软弱无能、空洞无物的应有”和主观道德批判的不屑。卡尔·马克思在同样的意义上反对他所处时代蜕变成主观主义的黑格尔左派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些人相信，用纯粹的思想意识的号召就能够“变革”物质关系。但在马克思和黑格尔这里，评价作为本质要素需进入历史进程的辩证运动中。黑格尔相信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所固有的理性和美德，马克思则相信人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性力量。
在以(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理想为导向的“科学社会主义”中，规范与现实、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并不能得到维系。如果说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里，我们尚且可以在他本人无意识的、不纯粹的混用中发现这两种(黑格尔式的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术语，那么在后继者那里，黑格尔的成分很快就消失殆尽了。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这个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卡尔·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撕裂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纯粹科学的(价值中立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它依赖并且运用这些科学洞见，就像技术人员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在鲁道夫·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资本》(时至今日，它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库”的重要组成)的前言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说的最纯粹、简直堪称经典的表述，虽然后来希法亭断绝了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往来。
希法亭认为： “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因此把马克思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作者注)等量齐观是一个错误观点，尽管……它传播甚广。因为从逻辑上讲，如果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而撇开其历史影响不谈的话，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一般性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把它运用到了商品生产时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之正确性的洞见，决不是判断的表达，更不是实践行为的指导。因为认识一种必然性与利用这种必然性是有些许不同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