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历史现象表明，虚无主义已从不同的方面，逐渐渗入社会的精神、观念之域，从而成为现时代需要加以正视的问题。历史地看，虚无主义的发生，有其现实的社会根源。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逐渐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由此形成的是人对“物的依赖性”[73]，后者与劳动的异化、商品拜物教等彼此相关。这种“物的依赖性”在赋予“物”以目的性规定的同时，也使目的本身成为外在的赋予：它不仅以外在之物为价值的全部根据，而且使外在之物成为人的目的之源。与价值根据和内在目的外在化相联系的，则是意义的失落，后者则进一步伴随着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尼采批评将价值、目的建立在“另一个世界”之上，既涉及传统价值体系与形而上学的联系，也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虚无主义的以上历史根源。
如何克服虚无主义？以前文对虚无主义根源的分析为背景，这里首先无疑应当从超验的存在、对物的外在依赖，回归现实的世界，并由此将价值的根据，建立在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之上，避免以各种形式的外在赋予来设定人的目的。唯有当价值与目的回归现实的基础之时，价值层面的意义才能获得自身的根据。当然，这将是一个与人自身全面发展相联系的漫长历史过程。从意义与理性的关系看，这里又涉及对理性的合理定位：在疏离理性或反理性的背景之下，意义的承诺往往难以真正实现；从尼采到解构主义，意义的消解都伴随着对理性的疏离或质疑。可以看到，虚无主义的克服既表现为价值和目的向现实基础的回归，又以意义的承诺、意义的维护和意义的追寻为指向。
以意义的消解为特点的虚无主义更多地侧重于否定，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趋向，则表现为对意义的外在强化或意义的强制。在传统的社会中，意义的外在强化或强制往往以权威主义为其存在形态。在确立正统意识形态的主导或支配地位的同时，权威主义常常将与之相关的观念宣布为绝对真理或最高的价值原则，并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接受这种观念系统。这一进路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意义的强制赋予：它在实质上是以外在强加的方式，把某种意义系统安置于人。意义的这种强制或强加，意味着限制乃至剥夺人们自主地创造、选择、接受不同的意义系统。自汉代开始，传统社会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即仅仅将儒学的观念和学说规定为正当的意义系统，从而使之成为人们可以合法选择的唯一对象，这种立场在某种意义上便可以视为权威主义形态之下的意义强制。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向人们强行灌输纳粹思想，亦表现了类似的倾向。
意义的如上强化或强制，也体现于认识世界与变革世界的广义过程，从认识领域与价值领域不同形式的独断论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独断论将认识过程或价值领域中的某种观念、理论、原则视为绝对真理，无视或否定与之相对的观念、理论、原则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其中也蕴含着将相关的意义系统独断地赋予社会共同体的趋向。在现时代，尽管权威主义在形式上似乎渐渐退隐，然而，上述的意义强制或意义强加却远未匿迹。从国际社会中赋予某种人权观念以唯一正当的形式，并以此否定对人权的任何其他向度的理解，到视某种民主模式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态，由此拒斥所有其他可能的民主政治体制；从推崇单一的价值体系，到以某种伦理原则或规范为普世伦理；从礼赞西方文化，将其完全理想化，到维护历史道统，拒绝对传统的任何批评，等等，所有这些主张虽然不一定都以权威主义为形式，但其内在立场却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意义强制或意义强加的权威主义趋向。这种权威主义的趋向与虚无主义尽管表现为两个极端，但在实质上又似乎相反而相成：如果说，虚无主义表现为意义的消解，那么，权威主义则以意义的异化为深层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