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以上考察似乎已经注意到，意义问题既涉及价值领域，也关乎本体论视域。如前文所论及的，虚无主义的内在特点，在于通过否定存在的价值与目的而消解意义，而对目的与价值的否定，又与这种目的与价值本身基于虚构的世界相联系：当目的和价值的根据不是内在于现实的存在而是被置于“另一个世界”时，其真实性便将受到质疑。在这里，价值的虚幻性与存在的虚构性无疑相互关联：本体论上虚构“另一个世界”逻辑地导向了价值论上否定存在的意义。
就尼采本人而言，其哲学立场似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由指出传统价值体系以形而上的虚幻世界为根据，尼采进一步对这种价值系统本身加以批评和否定，并由此主张重估一切价值，从而表现出某种虚无主义的倾向，对此，尼采自己直言不讳：他一再承认自己是个虚无主义者。[68]另一方面，他又区分消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认为前者的特点在于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后者则象征着精神权力的提高，与之相联系，其虚无主义内含着如下意向，即通过否定传统的价值系统和重估一切价值以重建新的价值体系。不难注意到，后者已渗入了某种克服虚无主义的要求。不过，从理论上看，尼采并未能真正克服虚无主义。如前所述，虚无主义的根源之一在于从外部赋予存在以意义，尼采固然对外在的目的提出了种种质疑和批评，然而，在拒斥外在目的的同时，他又将“超人”视为目的：“‘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69]所谓“超人”，也就是尼采所预设的超越人类的存在，按其实质，这种存在仍具有超验的性质。这样，以超人为目的，便意味着以一种超验的存在取代另一种超验的存在，从而依然将价值奠基于虚幻的基础之上。同时，在终极的层面，尼采又将生命的存在视为无意义的永恒的轮回：“原来生命乃是无目的、无意义的，但却是无可避免地轮回着，没有终结，直至虚无，即‘永恒的轮回’。”[70]这种永恒的轮回类似西西弗周而复始地推巨石上山，它表明：生命存在仅仅是一种缺乏意义的循环。从上述方面看，尼采在追溯虚无主义根源的同时，自身最终也陷于虚无主义。
从消解意义的层面看，虚无主义的倾向当然不仅仅体现于尼采的哲学立场，它具有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在反叛理性的旗帜下，非理性的情意表达往往压倒了理性的意义理解；在对确定性的否定中，意义的追求一再被推向边缘，从科学研究中的“怎么都行”，到人生取向中的存在先于本质，意义都失去了其确定的内容；在反形而上学的口号中，经验证实与逻辑形式（重言式）之外的意义，都受到了无情的拒斥；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人在被物化的同时，也失去了其内在的存在意义；在悬置存在、走向纯粹意识的现象学进路中，人的现实存在及其意义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悬置”了；在“畏”的体验和存在的焦虑中，人生过程更多地展示了有限和绝望之维；在“人之消失”的悲凉断言或“人死了吗”的冷峻追问中[71]，人则似乎进一步被推向虚无[72]，如此等等。此外尚有对文明演进、历史发展、文化延续的内在意义，以及民族、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价值等的怀疑。同时，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变革，既成的价值系统与变迁的社会之间的张力，也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凸显出来，与之相联系的则往往是价值的迷惘和意义的失落。以上种种趋向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就其以意义的消解或怀疑取代意义的追求而言，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内含着虚无主义的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