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表达侧重于内在意向的展现，并不意味着它与描述所涉及的事实完全无关。对这一点，一些哲学家似乎未能予以充分的关注。以道德哲学中的情感主义而言，他们在指出道德语言具有表达意义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这种语言蕴含的另一方面意义。如艾耶尔认为，当我说某种行为是对的或错的时，“我仅仅是表达了某种道德情感”，例如，当我说“你偷钱是错的”时，我不过是以一种特别的愤怒声调，表达了对“你偷了钱”那一行为的态度。[24]在以上看法中，道德语言的表达意义与描述意义似乎完全彼此排斥。事实上，“你偷钱的行为是错的”这一语句尽管首先表达了言说者的态度与立场，但其中也包含某种描述内容。首先，作为评价对象的“你偷钱”这一行为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它相应地表明了上述语句的事实指向性。其次，将“偷钱”与“错”联系起来（以“错”这一谓词来规定“偷钱”的行为），也并非如艾耶尔所说的，是单纯的情感表达或特殊的语气，而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制度事实的确认（偷钱具有不正当的性质，是一定财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中的一种社会化、制度化的事实），艾耶尔将以上语句仅仅视为情感的宣泄，既忽视了语言运用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也对语言的描述意义与表达意义作了不适当的分离。
表达与指称或描述的以上联系同时也表明，它无法完全撇开现实的内容。事实上，当人们以表达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情感、意愿、态度、立场时，这些表达形式总是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并内在地渗入了对相关存在的看法，这种看法首先涉及评价。情感、意愿、态度、立场以爱憎或悲欢、认同或拒斥、向往或抵制、赞成或反对等为具体的内容，而在这些意向与态度的背后，则是对相关对象的价值评价：喜爱、认同、向往、赞成与憎恨、拒斥、抵制、反对分别以确认相关对象的正面价值性质或负面价值性质为前提。从语言的表达形式看，评价所指向的，是人的需要、目的与相关对象的关系，其意义具体展现为“意味着什么”。相应于表达与指称（或描述）的如上联系，评价意义上的“意味着什么”与认知意义上的“是什么”，并非彼此隔绝。中国哲学很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吕氏春秋》便曾对名言的特点作了如下概述：“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25]这里的“尽理”属认知之域，“得失利害”则是评价层面的内容。在《吕氏春秋》看来，名言在认知意义上“尽理”的同时，也涉及对“得失利害”等价值规定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