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的那些以传授宗教的内在寓意为业的人们发现自己也陷于困惑之中。我们或许是有希望的，但却不能是幸福的。当我们还是学生时，我们就阴郁地怀疑命运是否如此；我们已经渐渐地衰老，可实际情况比我们怀疑的还要糟糕。无论我们是教区的牧师还是职业牧师，困惑总是相同的：我们中没有人能够避免它。让我吃惊的是，我们中间仍旧有人去天主教堂——为的是所谓神圣的感召力，有谁知道还有别的去处吗？然而，即便当我们坐在自己桌前时，当我们在去教堂服务之前或之后的那一个夜晚入睡时，或者当我们要去布道那天清晨起床时，那种感召力并没有在我们周围，使我们变得不安或者真实起来！
我们的困惑轻易地向我们袭来，而且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牧师。这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来说明。从心理学上讲——如果我可以预料哪个地区提出要求——便可以帮助描述它，但这种解释不会比它所能够解释的更好，尤其对于似乎写在人们灵魂上的死亡来临的问题。我们牧师像其他人一样确实体验到精神生活奇怪的韵律，体会到它肆意地循环往复，而这一韵律与我们一直拥有的困惑并没有什么本质联系。即便是与我们职业那千篇一律的面孔所带来的问题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问题也不是由于这种循环所引起的。例如，我们的神学体系曾多次被修改过，有时有所改进；我们的实践神学也是如此；我们个人对职业态度上的每一个可能的变化早已被测试和考验过了。但是，这比起帮病人在**翻个身，换一个姿势有更多的含义吗？我们在教堂和大学里还没有懂得，昨天让我们安静的东西，明天的确会使我们不得安宁吗？我们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希望方法和态度的修正能让自己摆脱困惑，尽管它们总是必要的。
这种尴尬并不是今天所特有的。牧师一直相信，他们自己时代的职业追求特别艰难。然而，事实上今天的牧师在这方面比十年前的牧师更为容易，或许在德国比在其他中立国家更为容易，因为我们正萌生于被各个事件弄松了的土壤中，这种土壤为我们的播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便利条件。
我们的尴尬既不在于我们的社会地位本身是成问题的事实，也不在于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并不接受和尊重我们，而在于为一种像奥弗比克（Overbeck）经常讲的怀疑论的阴云所包围。作为《福音书》的读者，我们不应对这种局面表示惊讶，即便我们从其他角度肯定自己，也应当如此。而且事实上这种局面并非总是如此糟糕的。即便当前的讨论威胁到是否人们真正需要我们时会让新德国感到震惊。我们总体上对于有学识的人，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自己的态度并没有太多的抱怨。真正的和令人吃惊的问题并非我们是否被需要，而是我们自己的需要究竟是否能够被满足的问题。
由于我们与教会的关系，这种需要不能被感觉到；我们并不为自己领导的保守思想、官僚主义，或者对于我们事业的限制而恼怒。我们从天国之壤而来，在那里的牧师——从大学教授到朴素的乡村牧师都能够做他希望在自己的领域中所做的事情；那里不存在问题；那里的领导中间流行着最柔和、最适度的神学中间道路；我只能警告人们提防这种幻觉——在这些情况下，牧师肩上的担子被减至最轻的程度。相反，一旦新生力量反对古老教会的斗争失去它内在的和外在的目的（如果它曾经有任何目的的话）时，一旦由此发挥出来的热情变为目的，而为了这一目的热情可能更有利地得到发挥时，牧师的根本需要只能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击。
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职责的内容。无论这个人感觉到这一内容有多遥远，或者根本不需要提起那个问题；因为我们这里正在讨论我们共同的处境。我将用下面三句话总结这种处境的特点：作为牧师我们应当说出上帝之语。然而，我们是人，所以无法说出上帝之语。因此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的职责和无能，通过这种承认把光荣给予上帝。这就是我们的困惑。相形之下，我们的其他职责便黯然失色了。
我试图依次阐明我所讲的这三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