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正地对待甘地先生，那么就必须说，当他混淆了不抵抗和非暴力抵抗的道德含义时，他自己绝没有从事于纯粹的不抵抗活动。由于他在政治上过分地现实主义，以致相信它有作用。在战争期间，他为自己支持英国政府进行辩护。他说：“只要我活在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政府制度下面，并自愿分享它为我创立的许多方便和特权，那么，当这个政府投入战争时，我将尽力而为地去帮助这个政府……我认为，今日政府已完全不同，因此，虽然并非出于自愿，但我应该参加它从事的战争。”［14］在这里关键问题是，要承认政府的暴力性质，并根据已转变为对国家忠诚的态度，而不是根据和平主义原则来解释政策的变化。他与自己的朋友安德鲁斯在允许焚烧外国纺织品政策上的分歧和他与诗人泰戈尔关于1919—1921年第一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道德含义的辩论都证明，在他那里政治现实主义是为宗教唯心主义辩护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理所当然地使他的很少或根本没有担负政治职务的朋友们感到困惑不解。［15］第一次不合作运动由于其产生的暴力后果，被他勒令停止了；第二次运动也产生了必然的暴力副产品，但它却未因同样的理由被勒令停止。甘地其人不乏真诚，或者说在道德品质上有不少值得赞许之处，这是因为对政治效果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策，并确证了他所承诺的“不开杀戒”学说的纯洁性。在政治组织中负责的领导人不得不运用强制以达到他的目的，但他可能像甘地先生一样，竭尽全力将其手段置于他的精神理想支配之下；但他必须运用这种手段，在必要时，可能为了政治的效用而牺牲某种程度的道德纯洁性。
在“真理力量”或“心灵力量”这些词的更纯粹更准确的意义上去运用它们，就意味着呼吁社会斗争中的对手要有理性和善意。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抵抗形式，但它并不是物质的强制，它是属于教育部门应从事的工作。这种抵抗形式并未对惩罚对象施以外部的强制，而是尽可能利用极为生动富有感染力的教育方法，使得被压迫者的苦难引人注目。例如，就像甘地先生鼓励其追随者长期忍受对他们的公民不服从行动的惩罚那样，直到求得统治者和立法者的同情。但这仍然是教育而不是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