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家通常将强制问题主要区别为暴力强制和非暴力强制两类。前面已经考察，不能将这种区分绝对化。不过，重要的是要更仔细地分析涉及社会过程中强制方法选择的有关论争。通常人们认为暴力强制和冲突的显著特征是它或者企图破坏生活，或者企图破坏财产。如果没有把后果与意图混为一谈，那么这种区别是正确的。非暴力冲突和强制也可以导致破坏生活或财产，它们通常也确实起这种作用。区别在于这种破坏并不是有意的，而是非暴力强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虽然暴力与非暴力之间区别相当重要，但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们造成的破坏程度，而在于暴力有攻击特征，而非暴力只有消极特征。非暴力在本质上就是不合作，它表现为拒绝参与社会常规过程。这可能意味着拒绝向政府纳税（公民的不服从），或者拒绝与应受强制（抵制）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易，或者拒绝从事惯常的服务工作（罢工）。当它表现为一种既积极又消极的反抗形式时，其后果可能是非常积极的。非暴力强制肯定会限制它的惩戒对象的自由，并阻止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且，它会破坏财产价值，并可能破坏生活，虽然一般它并不像暴力那样破坏生活。然而，一种抵制可能会使整个社会共同体丧失其生计；并且抵制若维持一段时间的话，它肯定会破坏生活。罢工会造成生产过程的停滞，从而破坏内在于其过程中的价值财富；它也将危害到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因为后者总要依靠某些生命攸关的服务工作，而这种服务工作因罢工而受到干扰。没有人会主张，非暴力强制会比暴力强制能更成功地避免出于无知的犯罪。在群体冲突中，无知造成的犯罪，并不是由于冲突中运用了任何特别的强制形式，而是由冲突着的群体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受到惩罚时，依存于该社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将受到影响，尽管他们并不能对该社会共同体的政策负责。例如，虽然兰开夏郡的棉纺工人很难被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缔造者，但却由于甘地拒绝购买英国的棉织品而陷于贫困；如果国际联盟应对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运用经济制裁，那么，受这种惩罚带来的苦难最多的注定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毫不相干的工人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