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古典的”人论并没有穷尽古希腊有关人性的探索。在早期的酒神宗教、赫拉克利特关于真正的本体是流变与活火的观点，尤其是在希腊悲剧中酒神精神主题的逐步发展中［5］，现代生机论和浪漫主义者都可以找到其先驱者。在俄耳甫斯教仪（Orphism）和毕达哥拉斯主义那里，同样预制了后来的神秘主义。对现代文化发展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根据其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论，认为人不是以其独特的理性而置身于自然之外，而是整个儿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这种古希腊唯物主义绝不比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缺少理性主义色彩，但是，它将宇宙中的内在理性还原为机械的必然性，并试图以这种机械主义的方式来理解人。通过斯多葛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主义的融合，现代文化获得了用来表述其某些最具特色的人性解释——主要是自然之子的解释——的理论。
必须留意的是，虽然相较于基督教人性观，古典人性美德观不失乐观（因为在人类人格的核心中没有发现缺陷），虽然它（古典人性美德观）对理性人的美德也充满信心，然而，对于所有的人是否都有美德或者快乐的能力，古典人性美德观却没有与现代人分享同样的信心。于是，在古希腊生活中弥漫着一层抑郁的气氛，这种气氛与今天垂死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普遍的乐观主义形成最为强烈的对照，尽管后者假定其只是恢复了古典世界人性观和希腊人性观。在《伊利亚特》中，宙斯宣告，“据我看来，所有在地球上爬行和呼吸的生物，惟有人最可怜”。从荷马时期到希腊化时期，这种观点如同一条从不间断的链条贯穿着整个希腊思想。短暂的生命期与过高的死亡率是促使希腊人郁虑的主要原因。无论是柏拉图对生命不朽的确信，还是伊壁鸠鲁关于无须害怕死亡的劝告，都无法使古希腊人从这种郁愍的气氛中摆脱出来，因为在坟墓的另一头无法保证任何东西。
亚里士多德承认，“不出生是最好不过的，死胜过生”，并且提出抑郁是天才的伴随物。在相信聪明人具有美德这点上，哲学家是乐观的。唉！可他们对多数人是聪明的却没有信心。斯多葛学派的克里西普（Chryssipus）以为，快乐仅为聪明人而设，并且确信大部分人都是傻瓜。一方面，出于人们都具有神圣理性的火花，斯多葛学派趋向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视为兄弟；但另一方面，它又怜惜大众没有明显优雅的理性。这样，他们的平均主义迅速退化为贵族的谦虚，与亚里士多德将奴隶轻蔑为“活的工具”无太大差异。尽管忠实于宇宙主义，塞涅（Seneca）仍然祈祷：“原谅这个俗世吧！因为他们都是傻瓜。”
无论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古典学家们都没有任何人类历史意义的概念。历史就是一系列循环，一个永恒轮回的疆域。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艺术与科学不止一次而是无限多次地消失然后又被发现。［6］芝诺预见，世界末日将是一场巨大灾难，这一灾难将会毁灭世界上的一切。这种关于人与其历史的悲观主义是心身二元论的必然结果，该二元论是古希腊思想的特征，它远远超出了柏拉图思想的限制。该二元论总是以肉身为坟墓这一确信作为其到达顶峰的标志［7］，这一确信使得新柏拉图主义成为古希腊思想逻辑发展的终结。
所以，依据古希腊悲剧所揭示的，生命总在与自身作斗争。在生命的活力性与权衡的原则之间没有解决办法，哪怕是悲剧性的办法也没有。宙斯仍然是神，但只是一位既钦佩又同情那些违抗其命令的凡人之神。耐人寻味的是，古希腊悲剧提出的是一个深刻的问题，而那些复兴古典主义、并虚张声势地在古希腊思想的基础上构建其人性论的现代学者们，却对此毫无感觉。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们可能有所理解或曲解；但是对于埃斯库勒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思想，他们既没有理解也没有曲解。除了作些许浪漫痕迹为现代文化所欣赏和部分曲解外，后者的思想被简单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