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总是自身的一个问题，但现代人却由于过于简单且不成熟的解答而恶化了这一问题。不管是理想主义者，还是自然主义者，也不管是理性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现代人都是以其自身的简单确定性为特色。人对自身的理解越来越成问题，因为这些简单的确定性要么彼此矛盾，要么与明显的历史事实特别是与当代历史事实不符；而且，这些简单的确定性要么受到历史的争议，要么受到众所周知的事实的挑战。现代文化，即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在对自然的探索上被称誉取得了最伟大的进步，然而，在对自身的理解上却被贬斥是糊涂之极，这种断言并非不公正。或许，这种称誉与贬斥在逻辑上互有关联。
为了充分估价有关人性的现代冲突，有必要将现代论与形成西方文化中传统的人性观历史地联系起来。所有现代的人性观都是两种主要的不同人性观的相互适应物、转化物和混合物。这两种人性观是：（1）古典人性观，即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人性观；（2）《圣经》人性观。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虽然这两种人性观有重大区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调和，但它们实际上已在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中达于融合（这种融合的完美表述，可以在托马斯对奥古斯丁思想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综合中找到）。现代文化史真正始于这种综合的解构，表征于唯名论，并成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解构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文艺复兴提取了古典思想元素，而宗教改革则试图使《圣经》从古典元素中解脱出来。自由基督教主义则是一种统合这两种元素的努力（总体而言，这是一次失败的努力）。事实上，这两种元素的共同点实在太少。在现代思想以广义的自然主义为导向对古典人性观进行重新解释和改造后，这两种观点（古希腊罗马人性观和《圣经》人性观）的共同性几乎不复存在。由此，现代文化成为两种对立人性观的战场。这种冲突难以和解。它只能在一场或多或少对古典人性观进行现代化的彻底胜利中才得以终结。但是在最近的日子里，这种现代化的胜利所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其自身内部的混乱。要证实以上对该问题的分析，至少需要对古典人性观和基督教人性观有一个大致的初步分析。
古典人性观主要由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有关人性的观念组成，后者当然涵盖着不同的重点，但就其共识而言，古典人性观又被视作一个整体。该共识是：人主要是根据其理性能力的独特性观点来被理解的。人最独特的就是他的“奴斯”。“奴斯”（nous）可以翻译为“精神”，但它主要强调的是思维能力和理性能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奴斯”是纯粹理智活动的工具，是从外部世界进入人类自身的普遍且不朽的法则。只在“消极”与“能动”的区别中，理性才涉入并屈从于具体物理生物体的个性。通过亚里士多德对“奴斯”的自我意识能力的明确否定，我们才可以充分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奴斯”是如何富于理智的。除将事物作为意识的对象外，它（“奴斯”）不会将自身当作自身的对象。“单凭参与认知，心灵无法了解自身；惟在接触和认知过程中，心灵才开始被人有所认识，同样，心灵和心灵之物也是如是。”［1］这种解说与亚里士多德的神圣意识概念对照时更凸显意义，亚里士多德的神圣意识概念只是按照自我认识来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