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要求的证成应当归于纯粹的宗教范畴，而与社会道德无关。我们之所以应当宽恕，是因为上帝宽恕［18］，我们之所以应当爱我们的敌人，是因为上帝之爱无私无畏。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无论自然的欲望，还是社会的影响，都不应该考虑进去。当然，绝对的伦理态度总是需要考虑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对敌人的行善可以使人迅速超越憎恨；而宽恕罪恶可以是一种赎罪，它要求宽恕本身达到最大限度的审慎。然而人们必须认识到，考虑社会影响并不能完全证明耶稣的所有要求都是合理的。不抵抗既可能使侵略者感到羞愧而放下屠刀，但也可能使他的兽性膨胀。进一步说，如果行为被认为是受社会影响所发动的，那么，它就难以保持纯洁性从而保障这些社会影响，而后者被认为是用来证明这些行为之正当性的。基于这一悖论，纯粹的精明道德被彻底击碎。因此，基督警告那些因“在你的名义下，罪恶向我们屈服”而欢呼的门徒们，不要为成功而狂喜——“不要因魔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19］。我们可以对这一训诫作如下的解释：不要满足于对现实罪恶的胜利，而要使你的生命与其终极的本质相一致。耶稣对通奸妇女的态度以及对自信之判断的厌恶之言——“让无罪的人扔出第一块石头”——表明耶稣对悔悟的看法是与其宽恕的观点紧密相连的。我们应当宽恕那些破坏社会的人，这不仅因为上帝宽恕了他们，还在于我们知道，在上帝眼中我们也是罪人。这种对正义者罪恶的洞悉和强调来自宗教观点，但它与社会问题切实相关。对犯罪处以惩罚的社会从来没有认识到它本身也会被其所憎恨和处罚的罪恶所污染，而且也对这些罪恶负有责任。然而，无条件地坚称将无罪视为拥有处罚犯罪权的前提条件，会使任何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都失去效力。因此，从这种耶稣的宗教道德洞悉中，不可能建立一个社会道德体系，就好像托尔斯泰反对监狱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刑罚的想法只能是空中楼阁一样。即使审判的执行官也是自以为是的罪人，他们意识不到自身与其设法镇压的罪恶有很大程度的关联，社会也必须惩罚罪犯，或者至少应当将他们隔离。但是，从更高的层次来看，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如下深刻见解：审判与犯罪同时具有相对的善与恶。
将耶稣的宗教伦理思想纳入到实际的社会道德或政治道德系统这一努力，会使耶稣的道德见解的深刻穿透力大大减弱。例如，在自由基督教反对“不抵抗”教规的时候，耶稣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仅仅对反对暴力的辩护而已，它无法提供一种视角，让人们从中发现抵抗、冲突与高压政治的罪恶。它的应用只会加强人们的道德自满，而不能促使人们的道德悔悟，这对于那些让罪恶从自以为是身旁流走、从而使罪恶鲜为人知的人群而言尤为明显。这便是自由基督教在基督教和平主义拥护时所承受的悲哀，它很大程度上服务于那些具有经济实力去采用更为暴力的高压手段的社会群体，而他们也由此被谴责为是反基督教徒。
在耶稣伦理中，爱的绝对主义既以一种普遍主义——反对一切人类同情的狭义形式——来表达，又以一种完美主义——保持一种批评的活力，用以反对自以为是最精致必然的形式——来出现。在那些要求邻居的生命应当比出于自然的人类同情得到更大肯定的训诫中，可以发现普遍主义的因素。局限于血缘关系或亲密团体中的爱被认为是缺乏特殊价值的：“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20］爱之所以得到推崇，是因为上帝是博爱的。在托雷（Torrey）教授最近对四大福音书的翻译中，《马太福音》5章48节被翻译成完全符合耶稣思想逻辑的语言：“良知包含所有，因为天父包含所有。”［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