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注意的是，与古典传统相符合，那些在人们心中反社会的欲望源自（狐性的与蛇性的）自然本性，而不能归因于人独有的精神自由。此外，休谟对于通过教育来压制利己主义蔓延的可能性感到非常满意。他认为，虽然“我们自然而然地偏爱自己以及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然能够学会从更为公正的行为中取得好处”［21］。
人类的德性可以通过对反利己主义欲望的仁爱理性选择来得到保证，这一信念成为现代思想明确无疑的要素之一。正是在这一信念的基础上，圣西门（SaintSimon）建立了关于“新基督”的构想，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则将此信念作为其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石。孔德认为，他发现了一条通过借用与扩展父母之爱就可以使人们走向德性的新途：“家庭之爱引导人从原初的自私状态中摆脱出来，并使他能够最终获得充分的社会之爱。”家庭“完成了那种自然借之为我们臻至社会同情的训练”［22］。但孔德没有察觉到，他的伟大发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反驳，该事实是：家庭同样是“另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的源泉，而相对于个体利己主义，后者更是一个巨大的不正义之源。孔德发现了理性原则可以扩大社会同情；然而他没有看到，人类的想象不仅可以超出自然所设定的边界，而且可以强烈地影响自然血亲中那些狭隘忠义之士，使他们转变成为公众社会中无政府的力量。
在所有自然主义的形式中，理性被看作是德性的次要来源，这种关系如同眼睛相对于自然的欲望——自然的欲望若缺乏眼睛会变得过于盲目，以致无法获得“欲望各部分之间的和谐”。要确定理性与欲望之间的恒定关系的确存在着某种困难。有时，理想被看作是超验的，它使人们偏爱仁爱而非自私，偏爱社会需要而非自然欲望；有时，它又在以上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以大主教巴特勒（Butler）的观点看来，理性的任务到底是要在自私与社会和谐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还是在两者中间找到一种同一性？这一点并不清楚。有时，理性的任务被认为是去扩大自私欲望，使其超出自身直至涵盖“普遍福利”。虽然，所有这些解释都被宣称为是自然主义的观点，但它们彼此并非相互一致，因为它们并不是坚定一贯的快乐主义。它们把某些理想准则引进来作为行为规则，但并没有将快乐原则作为行为的规则或动机加以前后一贯地坚持下来。
自18世纪以来，根据一种暧昧的——既无法确定德性是来自理性还是来自自然，又无法确知这两者是如何相关联的——自然主义，现代思想有大量的篇章都保留着对人本身的善良看法，这一事实一定程度显示了现代人的轻慢良知来源于一种认为他们超越了自然的虚假评价。
20世纪典型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令人瞩目的思想，同样没有超出前几个世纪业已存在的复杂与混乱。在寻找理性的优势——理性可以消减自然危害——时，他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而在面对人们“理性”生活中所产生的新的精神危害时，他同样十分盲目。
事实上，杜威比起洛克或休谟来说，更少留意自私带来的社会危害。依他所见，去利用理性的优势——即摆脱自私的堕落——这一愿望，常以信赖“科学方法”并将反社会的行为归因于“文化的落后”——即归因于社会科学不能与科学技术齐头并进——的形式出现。“诚实的人都不能否认存在着大量的强制与压迫”，他说道，“但是，这些并非科学和技术的产物，而是那些拒绝科学方法的旧制度旧习惯长期遗留下来的产物。得出这种推理是显而易见的”［23］。过去和现在的失败归咎于以下事实：科学方法“从来没有努力去运用所有的资源，而现在，科学的材料和实验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运用这些资源”［24］。理智屈从于偏爱，这归咎于错误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代表着“一种走样的黑格尔辩证法之政治版本”，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清晰地说明，这种“方法与有组织的合作探究方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在物理自然科学领域中已赢得全面的胜利”［25］。
杜威教授有着一个动人的信念：理智在社会关系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有可能与其在自然主宰的领域中取得的成就相同。在其实际行为上，人天生就在损害着其关于公正无私的最为纯洁的想象，这一事实似乎从不在杜威身上出现。相反，他不厌其烦地去找寻偏私行为而非无私心行为的具体原因。作为教育家的杜威，他所最为喜爱的理论之一就认为：人之所以在行为上背叛自己的思想，归咎于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分割开来的错误教育方法。在他看来，这种错误的教育方法来源于唯心主义哲学“身心二分的传统”［26］。与18世纪的先驱相同，他同样使用其“被解放的理智”的正义力量，去攻击制度的不正义，并因而进一步解放理智。专制机构不仅代表着“在前科学时代就已固定下来的关系”，而且是过时的社会观念的防护堤。在另一方面，“精神和道德模式的落后，为旧体制也提供了免受攻击的壁垒”［27］。
没有人比约翰·杜威更完善地表达出现代人对其时代的忧虑，以及对其自身的满意。他的哲学一半致力于强调在基督教神学中所谓人之创造物性，即人与生物及社会进程的关系，另一半则致力于在这些进程之上为公正的理智寻找栖身之所，并且在“有组织的合作探究”中寻找。任何“有组织的合作探究”都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利益冲突，正如“有组织的合作探究”应该获得杜威所赋予它的那种公正的理智一样，在杜威教授看来，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每种“有组织的合作探究”必定有其自身独特的社会地位。尽管古老传统认为，法庭能够自由地摆脱党派的冲突。但不论法庭所处理问题多么深刻，乃至触及规导着法庭的社会根本基础，法庭都不能免于党派的偏见。进一步说，“有组织的合作探究”不可能存在，该探究与其说为了获得更彻底的无私，还不如说为了获得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历史上最糟糕的不公正与冲突恰来自这些对不公正的历史社会制度主持正义的宣称。因此，杜威教授所设想的解决方法，对于那个比他所发现的更要终极复杂的难题来说，确实是一个天真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在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安全的时期，在一个处于远远避免国际冲突的孤立地理位置的国家，以及在巨大的财富足够消减国内社会冲突的国家，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前提，杜威的解决方法才会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