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在所有历史的有限性和腐败中完成生命的可能性和应尽的义务，恩典的这两个层面蕴涵着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但历史不能自我完成，因此就要在某一点上接受上帝的审判和怜悯来实现完成。基督教神人合一的教义包含着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愤怒之间的悖论，然而正是由于这一观念的悖论性质，因此它才成为解释历史的最终钥匙。上帝的怜悯与愤怒是历史的严肃性的象征。善与恶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具有终极意义。善的实现必须严肃地进行，因为能“收入仓里的”是与稗子分开的麦子，也就是说，处在无限变动之中的善具有超越变动的意义。
另一方面，上帝的仁慈在奇怪地实现上帝的审判，但又与审判相矛盾，它指的是一切历史上的善的不完全，一切历史成就中都有邪恶的腐败，一切历史的意义体系都不完全，因为其中没有永恒的仁慈，不知道如何摧毁和转变自身中的邪恶。
因此，基督教的神人合一教义不是某种不可理解的迷信的残余，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信条。它对一个自信地注视着世界、相信人的心灵可以理解一切奥秘的智慧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在此意义上，它确实是人的智慧的另一面。然而，它象征性地包含着一切基督教的信仰，人必须做什么、人不能做什么、人做这些和不做这些的义务和最终能力、在历史中作决定的重要性和历史成就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事情在最终意义上的微不足道，在此意义上，它只是智慧的开始。
注释
［1］《物理学》，20页。
［2］参见温勒·基戈（WernerJaeger）：《亚里士多德》，第8章。
［3］尽管亚里士多德信奉自然主义，但他的心理学仍独立于柏拉图，而且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是隐秘的二元论可能是错误的。他的二元论已够明显的了。他相信没有肉体的生命是灵魂的常态，灵魂待在肉体中就是一种重病。参见基戈：《亚里士多德》，51页。
［4］斯多葛思想中有关人类理性与自然理性的混乱，在狄奥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rtus，公元前412—前323）关于芝诺思想的阐释中已尽显无遗，而这种混乱从未间断地一直存在，直到18世纪的学说，还在从斯多葛学派借用这类学说。他写道：“当有理智的动物被赋予象征更为尊贵的理性时，它们的生命与自然的一致也就意味着与理性的一致。因为，理性就像一位驾驭冲动和欲望的艺术家。因此芝诺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和谐地生活在自然中，即过美德的生活；因为自然所导向的便是美德。另一方面，美德生活是与我们经历的自然过程相一致的，我们人类本性就是宇宙本性的一部分。”（《狄奥根尼·拉尔修》，第7卷，85页）
［5］尼采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中认为，古希腊戏剧家过于表现其活力主义哲学。悲剧的意义恰好在于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该冲突就是古希腊思想中有关奥林匹克原则与酒神原则（庄严原则与疯狂原则），理性原则与活力原则之间的较量。引人注目的是，宙斯，这位秩序和权衡之神，一直以最后的仲裁者身份出现在古希腊悲剧中。
［6］参见S.H.巴切勒（Butcher）：《希腊人的抑郁》，载《希腊天才的若干方面》。
［7］参见E.毕文（Bevan）：《斯多葛学派与怀疑主义》，100页。
［8］《文化的批评与展望》，第6章，第13节。
［9］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献有曼内蒂（Manetti）：《优秀人类的尊严》；瓦拉（Valla）：《决意的自由》；彭波拉奇（Pompanazzi）：《命运与前定的决意自由》；皮科：《论人的尊严》。
［10］除了其他书以外，可参见弗里兹·康克尔（FritzKunkel）：《性格、单独的个人和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