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地追求知识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会有某些哲学声称以某种意义体系理解了世界，这种理解优于基督教信仰在其中发现的悲剧性的、悖论性的意义。会有社会哲学家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在历史中寻求完全的兄弟情谊的道路。会有心理技术专家自称能解除人类存在的一切焦虑，并由此解决人类的腐败。甚至会有一种工程学的计划，仅仅通过增加舒适来完成生命。
福音的真理不能理解为通过任何人的权威的干预来反对上述企图。使文化摆脱偶像崇拜的努力是不聪明的，因为真理必定要受到谬误的压制。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关于麦子和稗子的寓言：“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58］
这样的努力肯定也会夭折，因为人们若是没有发现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终极真理的谬误，福音的真理就不可能成为有效的，在那完全无意义的深渊边缘是他们那些最有吸引力的意义体系。换言之，基督教的信仰必须更加自由地与所有人的文化生活中的力量和抱负来往，而不是去允许一种中世纪教会建立过的文化与信仰的综合。
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改革由于不能在文化中发现最终智慧而具有否定一切间接文化任务的倾向，漠视在历史中获得一种更加宽容的兄弟情谊的义务，因为这样的成就缺乏拯救，这些同样也是不能认可的。我们时代的文艺复兴精神已经粗略地把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当作文化和社会的蒙昧主义。人们几乎不了解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在策略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如果说其中一个是蒙昧主义，那是因为它不成熟地限制了对知识的追求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如果说另一个是蒙昧主义，那是因为它漠视一切人都必须考虑的思想和生活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中并不包含最终的拯救，或是因为它用一种包含在《圣经》中的新权威来制造生活的终极意义，以此替代所有次级意义领域，或者排斥建立这些次级领域的必要性。
任何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有效综合，也是恩典的两个层面的综合，一定不能从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人的处境中抽象出人的最终处境。没有一种社会或道德的义务会不要求我们一方面去实现更高的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去揭示历史中的善的有限性。没有一种生活的奥秘或偶然关系的复杂性对好奇的心灵不能产生要去理解它的吸引力，而要理解奥秘就要依靠精细的考察。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勤奋地追求近似正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就没有办法理解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不把最终的解决方案与一切近似的可能的解决方案始终联系在一起，那么也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文艺复兴的视野比天主教的或宗教改革的视野更加真实。
宗教改革必定要对这种综合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在于它驳斥了天主教和文艺复兴对完成生活和完成历史的看法，这种完成要么是依靠恩典，要么是依靠人的天赋能力或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能力。在这个地方，宗教改革重新发现了蕴藏在《旧约》先知主义并在《新约》中进一步明晰了的关于生活和历史的终极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改革的启示意义超过了天主教的综合包含着的启示，这种启示不能按照这种综合所达到的希腊主义和先知主义的调和来加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