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代人若是有助于我们发现生活的意义而不把一种失败的自信仅仅放在历史性的增长上，那么我们必须说，这要归功于把福音真理传播给这个世代的人，我们要接受而不是拒斥那些在充满偏见和教派之争的世纪里学到的关于生活与历史的真理。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所学到的内容包括整个《圣经》先知的历史观，按其最纯粹的形式来看，它总是把历史视为动态的，也就是说朝着一个终点运动。
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的综合。这种综合必须包括《圣经》宗教恩典的两个层面，还得加上近代历史带来的启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历史的解释，要把目标对准那个关于恩典的悖论。简要地说来，一方面它意味着承认历史中的生活必然充满着不确定的可能性。不存在任何个人的或低级的灵性状态、文化的或科学的任务、社会或政治的问题，人们在其中不会面临新的实现善和义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每一种完成生活的努力和意愿，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每一种超越历史矛盾的愿望或最终消灭历史的腐败的努力和愿望，必须公开进行否定。
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经使基督教悖论的两方面意义都变得更加清晰，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想要回复到古老的，亦即中世纪的综合大有人在，但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中世纪天主教的综合是不适宜的，因为它的依据是调和恩典的两个层面。这种综合阻遏了每一层面的发展。它限制了恩典对人为的和历史的体制所起的作用，因此它的完成生活的观念受到伤害。在灵性和道德领域，这就意味着恩典局限于受体制控制并调配的圣礼。由于“恩典”的力量和可能性超越一切人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这样做是把上帝的自由限制在有限的人的范围之内，但这是不可容忍的。耶稣对尼哥底母说：“风随着意思吹。”［57］这是对神的恩典在历史中的自由的一个鲜明的描述，它创造奇迹而无须任何祭司或教会的“批准”。因为在社会道德领域中有些最重要的发展不顾神圣教会的反对而在近代生活中产生，而当时的教会把社会正义愚蠢地限制在封建社会的基本生活条件之中，近代文化仍旧要通过强烈憎恨这样的教会来形成，这是可以理解的。
天主教在文化领域中的综合同样无益。相信没有一种精致的哲学或科学可以使我们通向福音中包含的真理，这是一回事；而允许人为的体制控制整个文化过程，为的是防止科学和哲学反对福音的权威，这是另一回事。当福音对人类一切文化的最终权威就这样变形为一种历史的和人为的体制时，祭司的骄傲就不可避免地与一种权威混合在一起，而这种权威在终极意义上只能超越一切人为的状态与成就。如果一种人的权威给人们在其中追求真理的条件加上限制和限定，那么在一种追求生活与历史的最终真理和依据信仰对其加以理解的意图中，重要的真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压制，有价值的文化抱负会受到阻遏。
各个文化部门的真实状况是，通过分析位于存在的每一层次上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地理的还是生物的、社会的还是心理的、历史的还是哲学的，人的心灵能够发现和解释不确定的多种多样的意义体系及其相关的事物。如果这些次一级的意义领域弄清楚了，那么它们就会增进我们对存在性质的理解，也能增强我们对实在的认识。它们还可以作好向导，指导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无论我们是去开发自然还是去控制社会力量，或是去规范个人生活。如果这种努力是为了把任何一个次级意义领域当作理解整个意义的线索，那么这种文化上的追求就与偶像崇拜有关了。为生活的意义找了一个不成熟的源泉和目的，也就是说找了一个并不是真正的上帝的神，找了一个并非真正的最终审判的原则，或者说找了一个并非最终能得到救赎的拯救或完成生活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