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路德教的失败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的蒙昧主义倾向，宗教改革必须被视为对文艺复兴击败宗教改革作出了贡献的原因。宗教改革没有把对恩典的最终回答与一切直接或间接的罪的问题联系起来，没有对生活作出回答。因此，它没有启发人们去认识在各种可见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实现真与善的增长的可能性和限制。
这种失败主义只是对宗教改革的失败作出贡献的原因，因为在过去的世纪中历史乐观主义的一般气氛似乎驳斥了在宗教改革中表现为真实的东西；正如它似乎对文艺复兴中正确与错误的东西都有效。然而，在文艺复兴中存在着一种小小的倾向，强调要区别正确与错误，要区别它的最终生活观和历史观方面的真理和它错误地把这种有帮助作用的真理用于间接的文化和社会组织问题。
但当我们面对给我们时代的文化重新定向这一任务时，小心区别每一运动中的正确方面与错误方面就变得非常重要。在努力作出这样的判断时，当然会有一种强大的自以为是的成分，而在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看来，这些判断是不能容忍的。但对那些发现这些判断有效的人来说这些判断是可以容忍的，人们认识到它们是在“恐惧和颤抖”中作出来的，至少在当代历史中部分有效。
如果我们对近代历史的解读完全正确，那么它是动态发展的。对乐观主义的驳斥、各种近代宗教与文化的运动，全都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被我们广义地定义为“文艺复兴”。按照同一标准，宗教改革的基本真理是有效的，但它在所有直接和间接的生活问题上所持的蒙昧主义和失败主义应当受到责难。
近代历史的“逻辑”，这个说法听起来相当大，但可以非常简单地加以确定。一方面，扩展一切形式的知识、发明机械的和社会的技术、人的力量和历史潜力的相应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社团在范围和复杂性上的增长，这些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集体的或总体的生活形式以及个人的生活形式都在增长；另一方面，历史的进程，尤其是已经过去了的两个世纪，已经证明把增长等同为进步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学习或必须学习生活的每一种新发展，尤其要从当代历史的悲剧中学习，无论是在个人的还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这些新发展都在向我们呈现出在历史中实现善的新的可能性，我们有义务对这些新的可能性作出回应；但我们在每一新高度都会面临新的困难，这种历史成就的新高度并没有使我们解除一切历史中的生命都是主体这一观点所带来的矛盾和晦涩。换言之，我们已经学会了历史并不是它自己的救赎者。在终极意义上，“漫长”的历史并不比“短暂”的历史更能得到拯救。近代历史的晚期发展赋予基督教信仰的宗教改革版本以新的相关性。给这个历史教训确定如此重大的借鉴意义并不需要表示歉意。福音书包含的真理不能在人的智慧中发现。然而它可以在人的智慧和人的善良认识到自身限制时被发现；创造性的绝望导致信仰。信仰一旦产生，也就变成真正的能从原本无意义的生活和历史中产生“意义”的智慧。这对各个时代的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无论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历史环境可以或多或少地有利于“上帝的悲哀”的介入，促使人的改悔。历史上有过一些有希望的时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之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历史本身似乎既能提供基督教信仰在上帝那里发现通过基督所启示的审判和救赎。当诸如此类的希望的空洞性被完全揭露时，还有另外一些理想破灭的时期。我们已经度过了这样一些有希望的世纪，而我们现在正处在理想破灭期。这些历史上的有希望的世纪几乎已经摧毁了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近代文化与文明的潜在力量的看法。我们并不认为在这个理想破灭时期自己必定要复兴基督教信仰。我们要做的只是重建它的关联。对那种导致新信仰的创造性的绝望来说，总会有绝望的替代物，总会有“世人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