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描述与存在的根基有着神秘联盟的存在勇气时，以及我们在描述建立在与上帝进行个人交往基础上的存在勇气时，都回避了信仰这个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信仰概念已失去了它本真的意义而具有了“信仰不可信的事物”这样的意思。但我们不用信仰这一术语还别有原因。决定性的原因是：我认为，不论是神秘联盟还是个人与上帝的交往，都不是信仰。诚然，在使灵魂超越有限进入无限从而达到与存在的根基结盟时，是有所谓信仰的。但信仰概念的内涵还不止这些。诚然，在与上帝进行的个人交流中，是有信仰存在的，但信仰的内涵远不止于此。信仰是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攫住时的存在状态。存在的勇气是一种信仰的表现，而“信仰”的意蕴必须通过存在的勇气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先前把勇气界定为不顾非存在威胁而对存在作自我肯定。这种自我肯定的力量就是存在的力量，它在一切勇敢行为中起作用。信仰就是对这种力量的体验。
但这种体验具有悖论的性质，即接受被接受的性质。存在—本身无限地超越了一切有限的存在物；上帝在神—人交往中无条件地超越了人。信仰在这无限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所用的方法便是接受以下事实：不顾有此鸿沟，还是有存在的力量；被分隔者得到接受。信仰接受了“不顾”；从信仰所具有的“不顾”中产生出了勇气的“不顾”。信仰不是对某种不确定事物的理论肯定；信仰是从存在上接受某种超越普通体验的东西。信仰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处于存在的力量的控制下，这种力量超越一切存在物，而每一存在物都参与到这种力量之中。受制于此力量的人能够自我肯定，因为他知道他得到了存在—本身的力量的肯定。在这点上，神秘体验和个人的交往是同一的，两者都把信仰作为存在勇气的基础。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我们时代，对怀疑与无意义的焦虑压倒了一切。当然，我们的时代也不乏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随着我们时代所患的精神分裂症把我们最后一点安全感夺走，我们对命运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我们也不缺少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使人吃惊的是，居然有如此多的对罪过的焦虑从精神分析和个人咨询中冒了出来。几个世纪以来，清教主义和小市民意识对人的进取精神的压抑所造成的人的有罪感，绝不亚于中世纪关于地狱和涤罪的说教所引起的有罪感。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决定我们时代的焦虑，正是对怀疑与无意义的焦虑。人害怕已经失去或不得不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这种处境就表现为当今的存在主义。
哪一种勇气能够把表现为怀疑与无意义的非存在纳入自身呢？在寻求存在的勇气时，这个问题最重要也最使人不安。因为，对无意义的焦虑瓦解着对命运和死亡、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还比较坚固的东西。在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怀疑还未能瓦解最终责任这一确定性。我们受到威胁，但没有被毁灭。然而，如果怀疑和无意义占压倒优势，我们便感到落进了深渊，生命的意义和最终责任的真理都消失不见了。没有这种感受的有两类人：一是斯多葛派，他们以苏格拉底式的智勇战胜了对命运的焦虑；一是基督徒，他们以新教的接受宽恕的勇气战胜了对罪过的焦虑。对他们来说，甚至在因必死而绝望、因自我谴责而绝望时，意义也仍然得到了肯定，确定性也仍然得到了保持。但这两类人在处于怀疑和无意义的绝望中时，则都被非存在吞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