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描绘的苏格拉底的勇气，不是基于灵魂不朽说，而是基于苏格拉底的本质性的、不可毁灭的存在中的自我肯定。他知道，他属于两种现实，其中一种是超时间的。正是苏格拉底的勇气，比任何哲学的反思都更清楚地向古代世界披露了这一事实：任何人都属于两种现实。
但在苏格拉底（斯多葛和新斯多葛）式的敢于承担死亡的勇气中，有一个预设：每个人具有参与两种现实（短暂的和永恒的）的能力。基督教不承认这个假设。按照基督教的观念，我们已与我们的本质性存在相异化了。我们不能自由地认识我们的本质性存在，我们注定要与这一存在发生冲突。因此，只能通过一种确信状态才能接受死亡，在那种确信状态中死亡不再是“罪过的报应”。然而，这种状态正是“尽管不可被接受，还是被接受了”的状态。基督教正是以这一点改变了古代世界。这也是路德敢于面对死亡的原因。蛰伏在这种勇气下面的，正是为与上帝的交往所接受的那种存在，而不是大可怀疑的生命不朽说。发生在路德身上的与上帝的交往，不只提供了把罪过和谴责自己担当起来的勇气的基础，而且也提供了把命运和死亡承担起来的勇气的基础。因为，与上帝的交往意味着与超越尘世的可靠性相交往，与超越尘世的永恒性相交往。参与到上帝之中的人，便是参与到永恒之中。但为了参与到上帝之中，你必须被他接受，你必须已经接受了他对你的接受。
路德曾有过他自己描述为极度绝望的体验，他把这种体验描述为彻底的无意义施予他的可怕威胁。他把这些时刻感受为撒旦的进攻，一切都在这种进攻中受到威胁：他的基督教信仰，对自己工作的信心，宗教改革，以及对罪过的宽恕。在这种绝望的时刻，一切都崩溃了，存在的勇气也消失了。路德在描述这些时刻时，预见了现代存在主义对于它们所作的描述。但对路德来说，他所描述的那种体验还不是决定性的东西。决定性的东西是宗教的第一诫，是“上帝即上帝”的那一断言。这个决定性的断言使路德想起人类体验中的无条件因素，甚至在无意义的渊底也能意识到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意识拯救了路德。
不应该忘记的是，路德的对手，再洗礼教徒和宗教社会主义者汤姆斯·闵采尔也描述过类似的体验。他谈到过一种终极状况，认为在那种状况中，一切有限物都暴露出其有限性；有限物已达到其终点；人心被焦虑攫住，以往的一切意义都崩溃了；因而神的精神被人感到，整个状况变为一种存在的勇气，其表现是革命运动。路德代表了正统新教，而闵采尔代表低教会派激进主义。两个人都改变了历史，闵采尔在美国的影响实际上超过路德。两个人都体验到对无意义的焦虑，并用基督教神秘主义术语对之做了描述。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便超越了确信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与上帝的个人交往。他们不得不从存在的勇气中吸取某些东西，而这种勇气又基于神秘的结盟。这导致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两种接受被接受的勇气，在弥漫着对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的我们这个时代，能否被统一起来？
（5）绝对信仰和存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