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为被接受的接受”超越了医学的治疗。宗教诉诸的是力的本源，这种力通过对不可接受者的接受而发挥治愈的功能。宗教要求上帝的帮助。被上帝接受，上帝的宽恕或释罪行为，就是存在的勇气的惟一的本源，这种勇气能把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纳入自身。因为，自我肯定的最终的力量只能是存在—本身的力量。比这更弱的一切事物，比如某人自己的或其他人的有限的存在力量，都不能克服非存在所具有的极端的、无限的威胁，人是在自我谴责的绝望中体验到这种威胁的。所以，确信的勇气（如路德所表现出的）不断强调对上帝的惟一确信，而拒斥用其他东西来作为自己存在的勇气的基础；因为用那些东西作为存在的勇气的基础不仅远不充分，还把他驱入更大的罪过与更深的焦虑之中。宗教改革给16世纪的人带来巨大的解放，改革者们以不屈的勇气去接受被接受。之所以能够如此，皆归因于“惟一信仰”（solafide）法则，即是说，归因于这一信念：确信的勇气不决定于任何有限物，而只决定于那些本身就是无条件的事物。那些事物是我们在单独的交往中被体验为无条件的事物的。
（4）命运和接受“被接受”这一事实的勇气
正像死神和魔鬼这两个象征性形象所显示的，那个时代的焦虑并不局限于对罪过的焦虑。它也是一种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古代后期的星相学被文艺复兴运动复活了，它甚至影响了那些加入了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者。我们已经提到过新斯多葛派的勇气，这种勇气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绘画中，画中的人自己扬起生命之帆，尽管命运的风在吹动它前进。路德是在另一层次上面对命运的焦虑的。他体验到对罪过的焦虑与对命运的焦虑二者之间的联系。正是不安的良心才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非理性的恐惧。被罪过烦扰之人，听到一片枯叶落地的声音也会吓得心惊肉跳。因此，征服对罪过的焦虑，也就是征服对命运的焦虑。信任的勇气不仅自己担当起对罪过的焦虑，也自己担当起对命运的焦虑。它对两者都持藐视的态度。这才是天意法则所包含的真正意义。天意不是关于上帝的行为的一种理论，而是确信的勇气的宗教象征，它关涉命运和死亡。因为，确信的勇气甚至对死亡表示藐视。
路德像保罗一样，很清楚地知道对罪过的焦虑与对死亡的焦虑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斯多葛主义和新斯多葛主义那里，本质性自我不受死亡的威胁，因为这种自我属于存在—本身并超越了非存在。苏格拉底以其本质性自我的力量征服了对死亡的焦虑，他因此成为敢于承担死亡的那种勇气的象征。这正是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的信条的真正意蕴。在讨论这一信条时，我们应该忽略有关不朽性的观点（甚至忽略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表现的观点），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临死的苏格拉底身上。柏拉图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怀疑论式的争辩，都旨在解释苏格拉底的勇气，即那种把死亡纳入自我肯定之中的勇气。苏格拉底确信，刽子手将要毁掉的那个自我，不是以他的存在的勇气来自我肯定的那个自我。他并没有更多地解释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不可能说些什么，因为这两个自我在数量上不是二，而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但苏格拉底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敢于去死的勇气正是存在的勇气的试金石。不对死亡作肯定的那种自我肯定，则试图逃避这一检验，逃避以极端方式正视非存在。
广为流行的认为生命不朽的信念就是一种勇气和逃避的混合物；这种信念在西方世界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督教的复活象征。在面对必死的处境时，这种信念也试图保持人的自我肯定。但它的方式是无限地延续人的有限性即必死的处境，从而使实际的死亡永不发生。然而这是一种幻想，而且从逻辑上说也是自相矛盾的。它把根据定义必须结束之物作为永不结束之物。“灵魂不朽”只可怜地象征着面对必死处境的存在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