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勇气的本源是“超越上帝的上帝”，这是我们要求超越有神论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只有在有神论的上帝被超越后，对怀疑和无意义的焦虑才可能被纳入存在的勇气。超越上帝的上帝是一切神秘渴求的对象，但要达到这个上帝，连神秘主义也必须被超越。神秘主义并不认真对待具体之物以及有关具体之物的怀疑。它直接投入存在和意义的根基里，而离开了具体事物，离开了有限价值的世界，离开了意义。因而，它并不能解决无意义这个问题。以目前宗教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东方神秘主义不是对西方存在主义问题的解决，尽管许多人在试图作这种解决。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不是意义的贬值，这种意义被怀疑扔进了无意义的深渊之中。这种上帝是意义的潜在的补偿。然而，绝对信仰与神秘主义暗示的信仰之间仍有共同点，这就是：两者都超越了对作为一种存在物的上帝所作的有神论的对象化。对神秘主义来说，这样一个上帝并不比任何有限存在更真实；对存在的勇气来说，这样一个上帝连同一切别的价值和意义已经消失在无意义的深渊之中了。
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尽管隐匿着，却存在于所有神—人交往之中。信奉《圣经》的宗教以及新教神学都意识到这种交往的矛盾性质。它们知道，如果上帝与人打交道，上帝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因而超越了有神论加之于他的图式。它们也知道，有关上帝的个人人格至上论是由于超个人的神性存在而得到平衡的。它们知道，只有人有接受的力量——用《圣经》的话来说则是施恩的力量——时，宽恕才可能被接受。它们知道，一切祈祷都是自相矛盾：与不可与之言谈的某人言谈，因为他不是“某人”；向不能求问者求问，因为在你求问之前他对所问之事已作答或不作答；对离“我”比“我”离他更近的某人说“您”。以上这些自相矛盾的现象把宗教意识逼到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
那种植根于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这种体验中的存在的勇气，不仅把作为自我而存在与作为部分而存在这两种勇气统一起来，还超越了这两者。它既避免了参与行为带来的自我的丧失，又避免了个性化带来的人的世界的丧失。对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的接受，使我们成为这样一种东西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本身不是部分，而是整体的根基。所以，我们的自我并未丧失在更大的整体中，那种整体把有限者的生命淹没掉。如果自我参与到存在一本身的力量中，自我就是在重新找回它自己，因为，存在的力量通过不同的个别自我之力而起作用。它并不把这些自我吞没掉，而一切有限的整体、集体主义、顺从主义却要吞没它们。这就是何以教会要宣称自己是存在的勇气的调解者。教会代表的是存在—本身的力量，或者是超越宗教中的上帝的那个上帝。那种把有神论的上帝奉为权威的教会，是作不出这种宣告的。那种教会迟早要变成集体主义或半集体主义的体系。
但如果一个教会在其教义中，在其对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的信仰中自我高扬，同时又不把它的具体象征牺牲掉，那么，这种教会就能传递敢于承担怀疑和无意义的那种勇气。只有那种以十字架为其象征的教会能做到这点。这种教会为被钉上十字架的人祈祷，这些人在他们所信任的那个上帝把他们置于怀疑和无意义的黑暗中之后，仍然呼唤着他们心中的那个上帝。成为这种教会的一部分，就是去获得存在的勇气；有了这种勇气，人就不会丧失自我，而且会获得自己的世界。
绝对信仰，或者说被超越上帝的上帝所攫住的存在状态，并不是与其他精神状态并肩而立的状态。它绝不是某种分离、确定之物，绝不是可被孤立出来加以描绘的一件东西。它总是出现在其他精神状态中，与其他精神状态一起活动，并受它们的影响。它是处在人的可能性边缘上的境况。它就是这边缘。因而，它既是绝望的勇气，又是每一种勇气中的勇气和超越每一种勇气的勇气。它不是人可以生活于其中的一个场所，它没有词语和概念所提供的庇护。它没有名称，没有教堂，没有崇拜，没有神学内容。但它运行在这一切的深处。它是存在之力，上述的东西参与这力量，但只是这力量的某方面的表现。
当某些传统的象征（这些象征使人能够承受命运的无常和死亡的恐怖）已失去力量时，人就能在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中意识到上述存在之力。当天意变成一种迷信，不朽变成想象之物时，那些象征中曾有过的力量就仍然能够存在并产生出存在的勇气，而不顾人对混沌世界和有限存在的体验。斯多葛式的勇气再度出现，但不是作为对普遍理性的信仰，而是作为绝对信仰出现的。这种信仰对存在进行肯定，而用不着去看可能战胜命运和死亡中的非存在的任何具体东西。
某些传统象征（这些象征能使人承受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已失去力量时，人就能在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中意识到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当“神的判决”被解释为心理的情结，当神的宽恕被解释为“父亲意象”的残余表现时，那些象征中曾有过的力量依然能够存在并产生出存在的勇气，而不顾对我们之所是与我们之应是这两者间的巨大悬殊的体验。路德式的勇气又出现了，但这种勇气却得不到那种认为上帝既审判又宽恕的信仰的支持。它是按照绝对信仰而重视的，这种信仰肯定着，尽管它并无战胜罪过的特殊力量。敢于自己承担起对无意义的焦虑的勇气，正是存在的勇气所能达到的边界。越过这条边界，就进入另一领域——非存在。在这边界的范围内，所有形式的存在的勇气都在有神论的超越上帝的上帝的力量中得到重建。存在的勇气植根于这样一个上帝之中：这个上帝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对怀疑的焦虑中，上帝已经消失了。
选自蒂利希:《存在的勇气》,第6章,成显聪、王作虹译,见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
[1] 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木刻家。
[2] 注：蒂里希为蒂利希又一译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