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帕里斯（Paris，2005）的观点，阅读技能可以分为高限制性技能（highlyconstrainedskills）和低限制性技能(lessconstrainedskills)两大类。其中，高限制性技能通常可以在相对较短的发展时期内被掌握，如字母知识、音位意识、书面概念等。因此，对于阅读成绩好的孩子，高限制性技能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由此可以预期，当达到某一个发展时间点之后，成绩好的孩子的阅读能力发展速度趋向平坦，甚至稳定在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而那些起点较低的孩子或者说发展滞后的孩子，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最终也能掌握这种阅读技能，因此，高限制阅读技能的发展轨迹更有可能呈现补偿模式。
相对而言，限制较弱的技能，如词汇量、阅读理解等，通常在很长的时期内，甚至是个体一生中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低限制性技能为起点高的阅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上升空间，起初成绩较好和较差的孩子都处于持续发展之中，甚至成绩好的孩子有可能由于各方面的优势而发展速度更快，从而使成绩好差孩子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甚至不断扩大。因此，在低限制性技能的发展过程中，更有可能出现稳定模式或马太效应。
统计方法的影响
在验证三种发展模式时，关于不同的统计分析方法是否会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曾引起研究者的广泛讨论。有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同一批孩子的同一种阅读技能进行了不同的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Baumertetal.，2012；Lepp?nenetal.，2004；Parrilaetal.，2005），但也有研究者却报告并非如此（Bast & Reitsma，1997）。
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按照第一次或者某几次的测验成绩进行分组以考察不同组发展差异的方法。这种方法侧重于对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的分析，通常首先依据儿童早期某次或某几次的阅读能力测验，将学生划分成起点不同的小组，然后进行追踪，通过方差分析探讨组别因素与时间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此判断发展轨迹的差异模式。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对测验时间点的次数要求也不高，因此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例如，有研究者（Kempe，Eriksson-Gustavsson & Samuelsson，2011）对瑞典儿童进行了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追踪研究，根据学前筛选测验和第一次测验成绩，从360名儿童中最终筛选出45名阅读落后高危儿童和89名控制组儿童，采用组别×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在阅读理解、词汇测验上，两个组后来的差距变大了，出现了马太效应；而在假词解码有效性、真词解码有效性、拼写成绩中，两个组则出现了相同程度的增长，不支持马太效应或者补偿模式。
虽然这种方法逻辑清晰，操作简单，但是仅依据学生的初始成绩进行分组，并没有考虑到后期的发展变化，因此分组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不稳定的问题。此外，这种方法并不能模拟出儿童在整个时间段的发展轨迹。因此，还需要尝试更多的最新统计分析方法，如混合增长模型或者潜变量增长模型等。
汉语阅读发展轨迹差异的研究现状
尽管拼音文字中已有不少关于阅读发展轨迹的研究，但是由于汉字的形态特点、表音、表义方式都与拼音文字存在巨大差别，拼音语言中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推论到汉语儿童中。因此，深入探讨汉语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有利于对汉语儿童阅读发展独特规律的科学把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揭示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
目前，汉语中通过长期追踪数据来探讨阅读发展轨迹的研究还很少，主要有对北京地区普通话儿童的追踪研究（e.g.，Leietal.，2011；Songetal.，2014）和对香港地区广东话儿童的追踪研究（e.g.，Yeung，Ho，Chan & Chung，2014；Zhangetal.，2014）。上述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汉语儿童的发展特点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幼儿到入学后一两年间的言语技能（词汇定义）或言语技能、阅读相关认知技能、阅读技能的发展轨迹（Leietal.，2011；Songetal.，2014），且仅将后期一个时间点的解码准确性、解码流畅性、阅读理解成绩作为因变量来探讨其与前期相关技能发展轨迹的关系，主要关注的是阅读能力和口语能力发展水平的早期预测指标，而不是阅读能力个体差异的发展轨迹。追踪研究中主要采用前后两次测验的成绩百分比将孩子人为划分为不同发展组的传统分析方法，可能存在分组不稳定的问题（Yeung，Ho，Chan & Chung，2014；Zhangetal.，2014）。因此，本研究计划在采用传统起点分组比较方法的同时，尝试采用混合增长模型等更为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深入探讨儿童阅读个体差异的发展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