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书海茫茫，凭什么能让读者把你写的书拿起来？
当警察，能看到很多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有的人为了挤进富人圈儿，用尽了手段，拼尽了力气，最后却折戟沉沙。有的人处心积虑，想除掉仇敌，却怎么也掩盖不了阿克琉斯脚后跟上的那个致命之处。有的人本来可以避免杀戮，却因为一个念头、一句话甚至仅仅是公交车坐过了头，就铸成了大错。有的人想私吞巨额财产，来报假案，幼稚到模仿电视剧里的镜头，编造出劫匪是怎样拿刀砍的、自己是怎样受伤的情节，告诉了警察。没想到，“编剧”骗得了观众，却骗不了警察……当然，还有很多“闷骚”同事，能根据现场的自行车是不是撑住了“脚撑”，判断出凶手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能研究出垃圾袋也有南派与北派，从而判断出凶手从哪里来；能根据窗边飘过的一句话，判断出凶手是不是熟人，是不是来踩过点；能根据一滴血的大小和喷溅的方向，判断出凶手的身高和职业……作为警察，身边到处都是别人想也想不到、编也编不出的好故事。不把它们写出来，真是暴殄天物啊！
当代作家王安忆曾经说过，现实结束的地方，就是小说开始的地方。如果把小说比作一座作者想要建造的大厦，那么这座大厦完全是虚构的。但是，建筑材料必须来自现实，砖、瓦、水泥、黄沙、木材……绝不能照搬照抄，得有自己的取舍、自己的设计思路、自己的建造方式和装修风格，甚至独特的气息……
如今，砖、瓦、水泥、黄沙和木材都有了，可是真正建造的时候，却没那么简单。想好了人物的行动线、情节的发展线，却怎么搭都感觉逻辑上有问题。想要草蛇灰线、伏笔千里，却怎么看蛇和笔都像是晃在那里，保管被你一眼识破。更让人绝望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写得那么好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算了，索性不写了。可是，停下来之后，那些好故事又不住地在眼前晃，好像在嘲笑我临阵脱逃。
选择写侦探推理小说，是着迷于它的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悬念：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是谁、是怎么做到的，等等。就像我们小时候做过的数学题一样，给出的条件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契诃夫曾经说过，如果在前面写了“客厅的墙上挂着一支来复枪”，那么最后它一定要射出子弹。在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一开始讲的那些在桥洞下面生活的流浪汉，就像是这样的一支枪。不过，我们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主人公在上班的途中看到的风景而已。但是，正是其中的一个流浪汉，在最后的时刻射出了那颗最关键的子弹。我在建造自己的侦探推理小说大厦时，总会在不经意间“在某个客厅的墙上挂上一支来复枪”。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猜一猜，在这本书里，有哪些东西可以去充当它，它又会在什么时候被击发。
不过，如果是纯粹的悬念，那么侦探推理小说就会沦为纸上的智力游戏。只有将关切的目光投注到社会，投注到生活，作品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于是，房价飞涨、民间借贷、信任危机、底层的挣扎和向上的渴望，还有一个人如何在金钱、名利和爱情之间以及在亲情、正义和法律之间做出取舍等问题，就成了我的“小说之树”必须扎根的土壤。它们必须揭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是谁、是怎么做到的，同时让读者有那么一点点回味，或者一点点“心有戚戚”。
如果我都这样了，你还没有选择拿起我写的书，那么我就明白了，这仅仅是因为我想要让它被你拿起来的愿望还不够强烈，我得想办法让它更强烈一些。
白居易的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启发了我。不过，我没有到街头巷尾去找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而是每写完一篇，就去“腻”我那些信任的朋友，请他们看一看人物是否站得起来、情节有没有破绽、故事成不成立。那些朋友，有文学上的前辈和同侪，有生活上的朋友，也有刑警队的那些“闷骚”同事……他们都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有一个阶段，同一个问题被好几个朋友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你的叙述太紧了，能不能让人松口气？一开始，我把这话当成好话听了。说的人多了，我才开始警觉：“太紧了”是什么意思？
直到有一天，我重读了《古诗十九首》。其中的一首《行行重行行》，诉说了各种离别之苦之后，突然来了一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想想看，胡马已经在北风中嘶鸣了，越鸟已经在朝南的枝头上筑巢了，我思念的人啊，难道你还不想家？没有这两句，全诗也是完全成立的。但是，有了这两句，情绪一下子就“发酵”了！对啊，在我以往的小说里，缺的应该就是这么两句。这是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留白的感觉。
站在2020年的门槛上，我有了一个野心，想让自己笔下的侦探莫高，能够跟在波洛、福尔摩斯、明智小五郎、霍桑、汤川学等人的后面，成为读者念念不忘的大侦探。所以，我得再努力，让自己的才能配得上这份野心，让偶尔拿起我的书的你至少不会因浪费时间而后悔。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就要看这个愿望够不够强烈了。你说是吗？
要表达的感谢很多……
在我困顿时，感谢向我伸出手来的你！在我迷惑时，感谢给我指路的你！在我陷入低谷时，感谢不离不弃的你！
当然，也感谢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