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月，大学初等学校(3年后改称“实验学校”)正式开学了。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还不算是步入正轨，先后两次改迁校址，换了3个地方。学生人数也不多，从最初的16名学生到第2年年初，总共增加了29名新生。在教师方面，除去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几名研究生常去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之外，正式的教师只有3位。不过，尽管初期的实验学校的境遇是困难些，但教师和家长们的热情却是高涨的；尽管这最初的一年中，学校基本上处于“尝试错误”的阶段，但显然杜威已经被由他所主导的、来自一线的实践经验所鼓舞、所激励，以至于在《学校杂志》的编辑邀请他做一篇有关教育的理念和性质方面的文章时，杜威愉快地答应了。这篇文章就是《我的教育信条》。
《我的教育信条》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方面。杜威从教育的性质、功能，娓娓谈到学校的性质、课程的性质和教学方法的性质，全面表达了他的教育理想与信念。文章用语凝练而不失生动，内容涉及广泛而要言不烦，无怪乎此文一出，便引发了社会上热烈的讨论，可谓是19世纪末美国教育理论领域的一朵奇葩!《我的教育信条》的发表，表明了杜威教育思想系统已初具形状，而杜威在教育界也开始声名远播。
1.论教育的本质
在当时的美国教育理论领域中，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传统的赫尔巴特学派，强**育的社会性；另一派是持有新教育观念的现代派，强**育的心理性。杜威在其先前的教育论文中，便已对这两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一次，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我相信这个教育过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学的；另一个是社会学的。它们是并列并重的，哪一个也不能偏废。……我相信心理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是有机地联系着的，而且不能把教育看做是二者之间的折中或其中之一凌驾于另一个之上而成的。”①
教育乃是一种指向人的活动，所以它必须考虑人的心理特征。而人的心理结构，如兴趣、冲动、本能、能力、习惯等，则是通过他的行为和活动而外显出来的。在杜威看来，仅仅看到这些外显的行为和活动本身而没有看到它们所指涉的“社会对应物”,即没有思考它们所可能具有的社会性的含义和价值，那么教育便因为缺少它的社会的方面，而沦于对儿童本能的放任，那么这样的教育只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抽象的东西。
更为流行的惯习则是，无视儿童的自然冲动和兴趣，采用外部强制的方法，将现成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观念灌输给儿童。尽管这种对教育的理解，当然也重视儿童的兴趣，但它仅是使儿童对所要灌输的内容“发生”兴趣，而不是“遵照”儿童的兴趣来发现什么内容是更适合他当前的能力的发展的。所以，在教育过程的类似硬币的两面，其顺序却不是任意的和平面性的，杜威强调：
“这两者，心理学方面是基础的。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为一切教育提供了素材，并指出了起点。除教育者的努力同儿童不依赖教育者而自己主动进行的一些活动联系以外，教育便变成外来的压力。这样的教育固然可能产生一些表面的效果，但实在不能称它为教育。”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