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智力测验运动和极端儿童中心主义的批评美国参战对美国知识界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进步教育运动的社会支持——进步主义运动阵营分裂，进步主义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突然式微，它是进步教育运动在目标上从社会改良中脱离出来的社会根源。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保守社会氛围对社会科学家的影响是消极的。在社会科学中一种与社会改良脱离的实证主义思潮正在兴起。美国社会中的政治冷漠、金钱至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科学主义和蒙昧主义并举，美国民主的社会基础正在遭受着比以往更为严重而尖锐的挑战。①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杜威思想中的“社会主义”转向便有着极为现实的逻辑。
很多批评家把进步主义运动与杜威联系起来，认为杜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担任着理论指导家的角色。但是，正如李尔奇所说：
事实上，当进步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的时期，杜威并没有和它发生直接关系。而且与其说杜威是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倒不如说他是这个运动的批评者。“儿童中心学校”这个术语在杜威的词汇中是没有的，其他像什么“创造的自我表现的教育计划”和“学生的积极性”等提法，一再使他表示惊愕。杜威认为进步教育只满足于反抗，甚至激烈地反抗旧教育的顽固性，而不致力于教育上的核心问题。……杜威并不忽视个人才能的发展，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同进步主义者是有区别的，这反映在下列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杜威常常注意到社会的联系和社会的需要。第二，他从不把个性看做是孩子固有的东西，而是看做通过指导的教与学习得的。他说，精神生活不是自发的。它需要积累和分别汲取别人的经验，并通过连续学习而获得进步。所以，杜威从来没有讲过要放弃有组织的教材，或者取消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在于对学生和题材具备知识。①
人们普遍认为，杜威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批评是从1928年的《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开始的，这并不准确。也有人认为，它可以上溯到1926年的《个性与经验》,这也不准确。实际上，杜威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批评最早是在1922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指的是《平庸与个性》《个性、平等与卓越》。它们的写作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特别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上流行着各种智力测验(mentaltesting)。这种智力测验被公立学校包括进步学校所广泛采用。有关智力测验的方式、目的和社会后果，人们曾有过激烈辩论。①在《平庸与个性》一文中，杜威明确地指出：“通过智力测验进行的理智分类为基础的教育分层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的阶层化(socialstratifi-cation)。”②表面上看，作为教育科学的“进步”成果之一的智力测验是“客观的”,但是由于它只是把人当做量化的群体的成员，因此在自命为精英的人们中产生了一种轻蔑的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完全劣等的。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民主的多数原则，进言之，这等于说作为民主的大多数人其智力都是劣等的，那么由智力劣等的人所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将必然是有问题的。它的自然推论和倾向是由智力上的贵族来代替智力上的劣等人进行决策。拉尔夫·罗斯告诉我们：“在杜威看来，民主的主要原则之一是人在道德上的平等(moralequalityofman),他相信自由的选择并承担随之发生的责任是一个贵族的标志，只有当道德平等成为普遍的时候自由才会是普遍的。基于这种信念，杜威反对把人视为机械。”③对智力测验的后果，杜威悲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