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暗示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已经不可挽回地适应了以标准化的平均水平来思考。我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引导我们根据阶级、集合体以及它们之中被淹没的成员资格进行思考。尽管我们都谈论个性和个人主义，但我们不习惯根据与众不同的、多少是唯一的个人化的品质而思考。从智力测验被广泛接受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这一推论涉及智力发言人后天获得的习惯，而不是平民大众的内在的理智。对于民主的前途而言，这个事实确实是重要的。但是这个事实对民主是种恶兆，因为它反映的不是基于大众的内在智力而是基于处于高位的人后天获得的智力之上；它表明了他们的教育如何通过分类(这个分类代表着大多数的平均水平)将他们固定在这个位置上，从而以平庸代替了个性。①
杜威认为：“除非教育主要考虑的是解放在艺术、思想和友谊方面的独特的天赋，否则民主将不成其为民主。现在在此路上的理智障碍是分级的习惯和数量比较的习惯。”②在1928年发表的《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中，杜威对智力测验的反民主特征进行了更进一步地分析：
在传统的学校里所看到的关于实践的理论就很重视测验和测量，这是自然的、适当的。这个理论反映在学校管理的各种方式上。这种方式对于分数、分等、分班和升级是十分重视的，智商和成绩测验是使这些工作更为有效的方法。不难看出，分等的需要是智商测验重要性的根据。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标准。这个标准，把统计上的细微部分略去不论，本质上是从足够的大量的人次中找到一个平均数。当这个平均数找到了，任何一个儿童都可以给他分等，用一个可指定的数量标定他符合这个标准，低于这个标准，或者超过这个标准。因此，这些结果的应用，使得比旧的方法所做的更为准确的分等成为可能，而旧的方法比较起来是碰巧性质的采用成功与失败作比较。……在求平均数和分等的计划中，某种特殊的能力，例如说，音乐的、戏剧的、绘画的、机械技术的或任何其他艺术的才能，都是单独跟大量的其他因素一道出现，或者在所测验项目的单子上根本不出现。不论在哪种情况下，这种能力只是在大量的其他因素的衬托下被拉平了的最后结果中出现。①
杜威承认智力测验也具有积极的价值，但是强调它必须以民主的方式来使用。“它的实践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促进因素，以对个人化的能力和残疾进行更亲密的和透彻的研究。”②在《个性、平等与卓越》中，杜威批评时人对智力测验的非民主运用：
它们经常被以贵族的名义进行，甚至是以理智贵族的名义，它成为攻击民主的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认为民主忽视个性。“民主”这个词已经变得那么密切地和一种特殊的政治秩序联合，和普遍选举权和选择官吏相关以至于它不可能恢复其基本的道德和理想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仍然保留着而无论给予它什么名字。它表示对个性的信仰，对每一个普通人的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的品质的信念，以及相应的独特的行为模式的信念，这种行为模式创造新的目的，而不是自愿接受既定秩序的规范，它要求释放个人化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声称，声称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也许在某些特殊的目的上是最好的，并且因此最适合在那个特殊方面担任领导。固定的和数量化的限制性的分级的习惯是真正贵族和真正民主的敌人。因为只有个人最终是独特的；其余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①
在杜威看来，智力测验的应用实际上将学生划分成为一个个固定的阶级，这种划分是建立在对学生真正个性无视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杜威对智力测验的批评是出于保护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的权利。实际上，除此之外，在教学实践中仍存在着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也是不利于儿童个性的真正自由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