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南特调查时期，大多数美国公立中小学教师都是在州立大学或州立学院用公共财政培训的。但在数量上来看，多数培养教师的学院不是公立的，其中44%的学院与教会有关，18%是与教会无关的私立院校，只有38%的院校是公立的。
当科南特还是哈佛的化学教授时，他就意识到化学教授对于教育系的教授怀有敌意。“大多数文理科教员都认为那些专门教人如何教的先生们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我同意他们的看法，我深信我是一位卓越的教师，我是根据经验来发展我的教学技巧，并没有从教育学教授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教师，尤其是那些愿意在中学任教的大学化学系的优秀毕业生不能照我这样做……当教育研究生院的经费问题提交文理科各系讨论时，我就不加思考的同那些轻视教育学院的先生们一起投了反对票。”①
但在科南特成了哈佛大学校长之后，开始负责全校的预算和福利工作时，他忽然意识到文理科教授和教育系教授们之间的对立并不像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去增加这两个敌对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通过种种安排，使他们能够交流思想，如果可能的话，使他们学会通力合作。”②科南特上任后不久，就说服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教授组成联合委员会，建立了一种联合学位，即教学硕士学位。虽然有人认为在本科阶段，学生应当学习教育学课程，但是科南特认为这样的做法行不通。一是这必然招致文理学教授的反对，二是哈佛早已规定，所有的专业训练都必须是研究生水平的，教师的培训也应当如此。
科南特在当校长的20年中，已经充分了解了教育学教授和文理科教授们关于教师教育的争吵：文理科教授认为教育学的课程没有价值，教育学教授认为文理科教授不了解学校情况。科南特认为双方都犯有错误：大学教育学教授不够关心那些应该升入大学的青年的文理科教育，而大学文理科教授对于美国中学的问题缺乏了解。比如大学文理科教授十分重视那些将要升入大学的、文理科目优秀的学生，但是对于那些不适应文理科目学习的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漠不关心了。
科南特认为，当时关于教师教育的争论既不同于中世纪有关神学的争论，也不同于一百多年前有关达尔文学说的争论，大家争论的既不是有关事实的证据，也不是有关理论的思辨，而是大学教授之间的权力之争。
当时各州用一系列法律来规定所有接受鉴定的未来教师都要必修教育学课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检查法令是强加于高等学校的，是州教育厅的官员们和公立学校的主管人员联合起来施加压力的结果。一般来说，大学的文理科教授不乐意接受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的任务。这些文理科教授感到，如果不是因为有州政府法令规定的话，就根本不会雇佣那些教育学教授来开课，因此他们对于外来的强制表示反感。而教育学教授感觉，他们和州教育厅和公立学校的工作人员信念一致，并且认识到支持教育学教授的人士大部分来自高等学校之外。他们也因此更加热心地同校外友好集团搞好关系。
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文理科教授及其较大的社会同盟军决心把州教育厅、教育学教授以及其他公共教育领域的人士对于教师检定过程的影响尽量减小。科南特进一步分析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师范教育的争吵，但是实际上却掩盖着有关经济、政治、种族、或意识形态的一些更为根本性的矛盾，并且“实际情况是：引起教育学教授与文理科教授们彼此敌视的最大原因，乃是对教师检定的种种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教师检定对大学在校必修课程的规定在全国影响极大”。①
科南特认为，师范教育是一个意见纷纭、十分复杂的问题，高喊“糟透了的师范学院”或“反动的文科教授”口号的人把这些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些口号在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科南特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在教育学教授和文理科教授之间横隔着一道墙，并且不论在这道墙的哪一方，都有着需要严厉批评的地方。
在科南特看来，美国的州教育当局一方面和地方教育董事会有关系，另一方面和师范院校有关系，他们是影响师范教育改革计划的根本因素。那么问题是：州教育当局在师范教育的监督方面究竟起什么作用?应给各大学和学院以多大的自由来试验师范教育革新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