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胀自我、华而不实之所以不能与崇高相比，在于前者来自虚伪的感情（falsesentiment）。因此，朗吉弩斯认为，崇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与“虚伪感情”相对立的“高尚的感情”（nobleemotion）或“强烈的、有灵感的感情”（powerfulandinspiredemotion）。[14]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并没有对这一点多有论述，但他关于高尚感情之重要性的一句简短的断语却是意味深长的：“我确信，没有什么东西比在适当环境中所表现的高尚情感对于宏伟的风格而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感情……能给作者的言词注入神圣的灵感。”[15]屈原一则为悲泪所浸染，一则为怒火所燃烧，他的感情诚如王邦采所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忽起忽伏，忽断忽续”。然而，他对无限崇高理想的执着之情，则一以贯之。“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说明他在悲痛欲绝中，呼天地、告神明，以鉴其忠贞。“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说明他为了崇高的理想，愿以死殉之的高尚情操。朗吉弩斯曾举《旧约·创世记》中的话为例以说明崇高的特性：“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说要有陆地，于是就有了陆地。”[16]屈原理想中的“光”和“陆地”虽然在当时并未实现，但他的崇高情操在后世几百代中华儿女身上的伟大体现，说明他所“要有的”“光”和“陆地”后来都“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