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吉弩斯认为，文学作品的崇高风格之所以不在于娱人耳目而在于征服人、感动人，重要原因之一是：人非“卑微之物”，人所崇尚的对象是“伟大的”，是“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崇高风格就是对这伟大的东西的“热爱”，它“使人不满足于人力所能及的整个宇宙”，而“还要游心骋思于八极之外”。“八极之外”者，无极，无限之意也。所以，朗吉弩斯所讲的崇高风格实即以无限为对象。朗吉弩斯以后的西方美学家都明确地以“无限”为崇高的对象，以“努力向无限挣扎”为崇高这一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实皆来源于朗吉弩斯。朗吉弩斯曾经很形象地指明崇高风格所欣赏的对象“不是小溪小涧，尽管溪涧也很明媚而且有用，而是尼罗河、多瑙河、莱茵河，尤其是海洋。我们自己所点燃的星星之火虽然它的火焰清晰稳定，却不能像圣火那样使我们充满惊畏之情，尽管它常常被笼罩着黑暗”[5]。我以为屈原的《离骚》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决非令人愉悦的、明媚的小溪小涧，而是波涛汹涌，常常被沉郁、黑暗笼罩的令人惊畏的海洋。“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乘龙驾风，凌空遨游，敢叫风雷日月为我所役使。这种磅礴的气势，非“游心骋思于八极”之外者，不可及也。《离骚》可以说是表现了崇高之追求无限的特征的典型之作。
二
朗吉弩斯认为，文学作品为了追求无限，达到感动人、征服人的效果，必须具备五个因素，五者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形成宏伟思想的能力”亦即“高尚的灵魂”[6]。轻视荣华富贵、名利权势固然是一种美德，但人们更赞赏那些既拥有这些光彩夺目的东西却又能轻视它们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7]“崇高是高尚精神的回声。”[8]这也就是说，没有高尚的精神或灵魂，就不可能有崇高。“终身意志薄弱、胸无大志的人不可能设想出引人注目的和值得永垂不朽的任何事物。相反，言辞的伟大来自思想的深邃。”[9]我们不妨花点篇幅看看司马迁对《离骚》的评论：“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0]司马迁的评论清楚说明了《离骚》的文章风格之崇高性与作者“志洁”、“行廉”、“可与日月争光”的“高尚灵魂”是分不开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屈原的人格决非一般远避尘世的自命清高，而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斗士。司马迁所赞赏的“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说白了，不就是朗吉弩斯所赞赏的那种“虽有光彩夺目的东西而又能轻视它们”的“真正高尚的灵魂”吗？“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不忍明哲保身”、“不忍临难改节”[11]之心，昭如日月，岂可以班固所谓“露才扬己”责之？朗吉弩斯说：“那些想免遭脆弱和枯燥无味之讥而着意以伟大为目标的人”会流于“吹胀自我”之弊，而“吹胀自我”和“华而不实”是“坏事”，它“源于想胜过崇高的欲望”[12]，但它不能与崇高相比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