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今的时代，物欲占了统治地位，眼前的私利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只要有利可图，即使对专横的官僚，也可以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政治上的自由只是极少数人闲谈的奢侈品，至于审美意识的修养问题更被看成是迂阔之论。人们的精神就这样轻易地被送给了强权势力而成为他们的奴仆。席勒（Schiller，1759—1805）处在他那个“平凡”、“鄙陋”的时代里，曾想通过“审美的自由”以达到“政治上的自由”[2]，用“诗的精神”避开“以污泥来溅人”的“散文气的现实”[3]。人们曾经批评席勒的这种观点是一种遁世说，是鸵鸟把头埋在沙堆里以避开猎人的政策。我在这里不想去争辩这种批评的是非，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受制于强权势力的人们若不提高自己的自由意识和精神境界而一味把头埋在感性物欲的沙堆里，强权势力的猎枪就正好有机可乘，射向软弱可欺者的要害。
席勒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要求——两种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它“产生于人的自然存在或感性本性”，这种冲动所要求的是尽量使人成为物质性的存在、感性的存在，而人作为这样的存在，他所感觉到的只能是在时间中转瞬即逝的一个一个的个别的、受他物限制的（有限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一个只抓住现实性、只有感性物欲的人。但是，人还有第二种冲动，即“理性冲动”（又叫“形式冲动”），“它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这种冲动要求从时间上流逝着的个别东西之中见出和谐、法则（包括认识中判断的法则和实践中意志的法则）与永恒性。前一种冲动把人“束缚于有限的感性世界”，后一种冲动使人“通向无限的自由”。席勒断言，当人处于第一种冲动支配的状态时，存在是有限的，当人处于第二种冲动支配时，存在是无限的。[4]完全被“感性冲动”支配的人是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但文化教养在培养“理性冲动”的同时也要维护“感性冲动”[5]，也就是说，人为了发挥自己的精神作用，并不需要逃避感性物欲，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最高的独立自由。“人不只是物质，也不只是精神。”[6]单纯的“感性冲动”使人受自然的感性欲求的强迫，是一种“限制”；单纯的“理性冲动”使人受法则（包括意志上的法则如义务）的强迫，也是一种“限制”。人性的完满实现则要求把两者结合起来，要求超出有限以达到无限的自由，这就是人身上的第三种冲动，席勒称之曰“游戏冲动”。席勒所说的“游戏冲动”不止于单纯的轻佻的嬉戏。“游戏冲动”的意思就是不受强迫、不受限制的自由活动，这也就是审美意识。“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7]这样，美也就可以说是物质与精神、“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结合”。席勒对此作了详细解释：在“美的直观”中，由于感性现实与理性法则的结合，一方面，法则不因抽象而难于被人所接受，义务不因缺乏欲求而令人有强迫之感；另一方面，感性事物也不至于因无法则而被生硬地接受，生命的感性欲求也不至于因缺乏理性尊严而变成主宰一切的东西。于是，“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所分别给人的“限制”就“都被排除了”，人性在“游戏活动”中、在“美的直观”中就得到了“完满的实现”[8]。席勒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9]这也就是说，只有审美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的人，才是完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