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右眼患白内障，几近失明，左眼尚称正常，两眼一明一暗，看东西非常不方便。朋友笑我是猫头鹰的眼睛，睁只眼，闭只眼。我答曰：世事难讨分晓，若能睁眼看光明，闭眼对黑暗，岂非达观之人！但要有这样的胸怀，又非看透世事不可，如根本不能看，尚何看透之有？特别是读书人，一旦不读书不看报，真如失去了一切。
我决心动手术。偏巧在我打听的一些动过手术的人中间，失败率竟达十之二三，包括名牌医院和名医在内。有过失败教训的人叮嘱我不要盲目相信权威，要看具体的医生。女儿虽远在武汉，却为我多方奔走，详细了解，终于打听到了武汉市立第一医院的眼科专家汤林教授。我借今年到武汉过春节的机会，住进了这家医院。
我相信耳听不如目视。入院之前几天，经朋友介绍，与汤医生见面。汤医生个儿不高，走起路来堂堂正正；言语不多，说出来的都在点子上；特别是他的两只眼睛，诚挚、稳重、朴实，给了我信心。分手后，我对女儿说：“此人可靠，就决定在这里动手术吧。”女儿说：“您从北京打听到武汉，这回就这么确定了？”我说：“好在我独具只眼，还能看出汤医生的神情！”
住院头一两天是例行的术前检查。同房的病友一面给我讲述白内障手术的经过和术中术后的感受，一面不断称赞汤医生医术的精湛。我完全消除了白内障患者一般都有的恐惧心理。手术台上大约40分钟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声音，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伴随我似入梦乡。下手术台时，我不由自主地对汤医生说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仍然没有言语，我也只能靠想象领会他那诚挚、朴实的笑容。
第二天一大早，还是汤医生来亲手揭开我的纱布，查看患眼的视力，我突然发现用这只眼睛看东西，世界就像太阳照在雪地上一样明亮。汤医生为我作了解释，我又问过几位术后患者，也都说了同样的感觉。我惊叹黑暗后的光明原来这么耀眼！但医生们也许太习惯于作科学上的说明，是否反而忘记了自己从事的工作的伟大意义呢？医生们也许太习惯于公事公办，是否反而难于理解病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呢？
手术当晚，两眼必须都用纱布蒙上，起夜还不能低头。女婿为了照顾我，睡在走道里，不时进来看看我。他怕打扰我，脚步放得像“怕踩死蚂蚁一样”轻，我担心他一夜不能合眼，没睡着也装作睡着一样，但因此而紧张得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他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心想，我们两人总算是度过了一个相互体贴对方、揣摩对方的“战斗”之夜。《列子》上面说：老聃之弟子“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我虽两眼被蒙，不能目视，但“耳视”到女婿一夜间的脚步中却更深藏了人间的真情。“夫形质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视听之户牖，神苟彻焉，则视听不因户牖，照察不阂墙壁耳。”没想到一次小小的手术却使我更深刻地领会到了“神彻”的道理。
手术五六天以后，术眼上的纱布可以彻底揭开了，却出现了梦幻一般的奇观，白的特白，黑的特黑，红色与绿色的对比亦如此。我有时感到黑白反差太大，颜色的界限太分明，有点可怕，于是又不时蒙上术眼，单用正常眼睛视物。一位学哲学的同行来看我，我告诉了他这异常的现象。他开玩笑似地说：“你平常不是总嫌这世界上的事情，黑白太不分明了吗？现在怎么又害怕起来了？”我回答说：“我们已经太习惯于用常人的眼光看事物，此刻我觉得还是界限模糊一点的好。”这位朋友本是一个好辩之士，这回也许是因为看到我还需要静养，只是耸耸肩膀，便没有再言语。术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只眼睛给我带来的正常与异常的对比，不时令我感到对世事的迷惘。
住院八九天里，术眼无痛无痒，经矫正后视力达到1.0，该出院了。女儿替我结算，由于我用的是瑞典人工晶体，费用可观。女儿对我说：“你在这里做手术，不能回京报销，这笔费用就由我出；近些年来，你们当教授的太穷。”三个孩子中间，数她的经济状况最差，怎忍心要她负担，但她仍然背着我付了钱。离汉前夕，我对女儿说：“北京去年夏天比武汉还热，今年我就用你的这笔钱装空调，用你在武汉室内严寒中送给我的温暖换来北京夏天的凉风。”我的两只眼睛，清晰地看到了女儿高兴的泪花。
（1998年2月于武汉）
[1] 本文原载于商务印书馆《今日东方》杂志，1999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