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的次年，1938年秋，我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因武汉沦陷，随母校迁鄂西山区，在湖北省联合中学念书。头一年念的是联中巴东分校，校址在巴东县城上行约60里（30公里）的巫峡岸边楠木园小镇。小镇不过是簇拥在几百步石阶两旁的几十家小商店和小酒家，我们的校舍是当地大户人家的空余木板房，位于石阶的顶端。我们学生宿舍的每间小房里，都是几十个同学共睡在一块用稻草铺垫的土地上，吃的是稀粥加白薯，晚上几个人共点一盏木子油灯，伴读到深夜，早上一起床就跑几百步石阶，到江边用急流漱洗，然后夹着一本英文书，到山谷里高声朗读。由于当地瘴气重，全校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虱子缠身，疥疮难耐。不少同学因遍体溃烂，听课时只能侧身而坐。比我年岁小的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有的疼痛难忍，便一边听课，—边流泪。
我们都是从武汉大城市来的青少年，初次离开父母和家庭，来到这偏远的深山野林，过着流浪生活，大多心情抑郁，而在行为上则**不羁：或约三朋四友到路边小店，借酒浇愁；或一人独步山涧峡谷，引吭高歌。一方面觉得天地无比广阔；一方面又觉得茫然无所适从。“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经常一面哽咽着唱歌，一面沉思着：天涯海角，路在何方？巫峡两岸，悬崖绝壁，路断人稀，往往夜听猿声，便怆然涕下。
我于1939年夏离开楠木园，一直到去年秋，整整70年，便再也没有回去过。虽然在这里只待了一年，但这一年的凄苦，一直埋藏在心间。我从1938年武汉沦陷到1946年重回故乡，整整过了八年的流浪生活，其间最令我每一忆及便不禁落泪的地方，却还是这巫峡岸边的小镇。
近十余年来，我已是耄耋老人，经常在儿女面前提起，想有机会回楠木园追寻一下旧踪。14年前，1996年，曾随女儿女婿游三峡，船经楠木园，由于水流太急，一闪而过，只是用望远镜扫视了一下小镇的旧貌新颜。因未曾上岸，此行更激起了我对楠木园的思念。有人告诉我，三峡大坝修成后，旧日的楠木园已被完全淹没。可我仍然旧念难忘。去年国庆长假，两个儿子突发奇想，异口同声，说要还老爸的夙愿，自开小车去楠木园。我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
经几天的跋涉，先到巴东县城。从县城到楠木园的60里（30公里），山路险峻，仍和70年前一样，无直达公路可通，只有定时轮船通航。因开船时间间隔过长，我们便租了一只小木船。在候船码头上，遇到了四五位年轻妇女，说是楠木园人，正候船回家。我们虽然“相见不相识”，但我仍然像见到乡亲一样不断地问东问西。毕竟隔了70年，几代人过去了，她们除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外，没有更多的话同我周旋。我在恍惚找到一点少年时的回忆之余，不免怅然。
这木船上行的60里（30公里）行程，在三峡大坝修成以前，一般需要三四个纤夫“哼哟哼哟”三四个小时，现在，三峡成平湖，只走了一个小时。船主连说几声：“楠木园到了”，而我却木然，左看右看，毫无昔年楠木园的印迹。上岸以后，听当地村民说，昔日的楠木园已全部沉入江底。
我很想找到一口三百余年的古井，我们全校几百名同学，当年就是用这口井水冲洗疥疮的呀！为了找到它，大儿子晓岚紧握我手，沿着一条横跨山腰的小道向西上行了约1里（0.5公里）地。由于小镇正在建设中，道路泥泞，—不小心，就会坠入万丈深渊，大儿子要我止步。可我还是奋不顾身，—个劲儿勇往直前，直至最后，—位村民告诉我，那口古井早已无影无踪了。
虽然无果而终，但我还是兴起了一种莫名的喜悦，对大儿子说了一句：“今天竟是我的儿子把我领回到我的摇篮里！”根据小儿子的探询，我们调头反向东行一段路程，终于找到小镇昔年的一点真实痕迹：几十步古道石阶，被掩盖在荒烟蔓草之中。小儿子用手掀开荒草，让我在石阶上爬行了五六步。那是我少年时走过的足迹，凄凉中含有暖意。历经70年来多少人世沧桑，多少惊涛骇浪，我不远数千里，终于找到了一点真切的回忆。这五六步石阶又将深藏在我今后的余年里。情不自禁，赋七绝一首：“当年凄苦记心间，白发归来思万千。景物人踪皆不是，惟余古道绕荒烟。”小儿子晓崧读后感和我一首：“楠园小镇丛山间，今昔迁移已万千。景物人踪虽不是，新楼高耸入云烟。”几个字的改动，境界大异。既是对我的劝慰，又表达了一点他自己追求未来的胸怀。
大儿子看罢这两首七绝，作了一点评论：“老爸是追寻过去，弟弟是奔向未来。”评得很确切。其实，生活本来就是奔向未来。回顾过去与奔向未来原可融合为一。一个人没有对未来的追求，那是“丧志”；丢掉过去，就意味着“丧己”。楠木园小镇的今和昔，应可启发我们对许多人生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
[1]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2010-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