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光明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两个时代两代人》的文章（载《光明日报四十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对《光明日报·哲学》专刊自1954年创刊至1966年停刊，特别是自1958年至1966年我负责全面的实际编辑工作期间的一些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转眼间，又迎来了《光明日报》50周年纪念，不免有些新的话题。
这10年间，我发表文章最多的园地要数《光明日报》，文章的主题绝大部分都是有关中西哲学结合的问题，这反映了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哲学研究范围的一个新的转向。20世纪50年代初，我开始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我的第一篇较长的论文《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几个问题》，就是1955年夏季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连载了两天。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来我家约稿，要我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成一本小册子，由他们出版，次年，此文便以《论黑格尔的哲学》为书名问世，这算是我的第一本书。到20世纪60年代初，此书重印和再版共十余次，发行量总计十几万册。追本求源，我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从《光明日报》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由德国古典哲学转向德国现当代哲学，特别是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哲学。我感到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于是陆续写了一些人们通常称之为中西哲学之比较研究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几乎全都是有关这方面的主题的原因。我不爱“比较”二字，一是因为这两个字把复杂的研究工作搞得太简单化了；一是因为我个人近一二十年来所致力的目标不是研究中西哲学本身及其异同，而是想结合中西哲学，考虑一些哲学问题，寻找一条哲学的新思路、新方向。1992年和1996年，《光明日报》曾先后两次刊登了我的访谈录，都谈到了我的哲学转向和近一二十年来我研究哲学的旨趣。可以说，《光明日报》记载了我的哲学足迹，我的学术生涯与《光明日报》是分不开的。
作为《光明日报》的一名长期的作者，我很感谢它。但我有幸也曾经兼任《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编辑，而且长达12年之久，其中8年，每周固定两天专操此业，应该说算得上是《光明日报》的园子以内的人了。我作为一名编辑，深深地体会到办报纸和当教师一样，也是一项培育人才的光荣事业。《哲学》专刊是一个以雅俗共赏为特点的刊物。“**”前，全国能登哲学文章的报刊一直寥若晨星，专刊不能按一般报纸副刊的要求专登通俗文章和短文，而是长短兼有，不排斥一些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和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这对于推进我国哲学研究、发展学术事业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现在的不少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最初是从《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最初是在《哲学》专刊上受到锻炼的，他们的第一篇名作也是在《哲学》专刊上问世的。《哲学》专刊的确起到了培养一批哲学专家的作用。我想，现在六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不少名家应该都是很好的见证人。近几年来，有时不免要和当年在一起编辑过专刊的同事闲聊起这件事，大家总是为当时的《光明日报》创办专刊之举同声赞叹，当然也以自己参与过编辑工作为荣。现在学有所成的专家有的在见面时提道：“当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的，应该感谢你。”每当听到这类话时，我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愧喜交集之感，喜的是专刊的确培养了一批人才，愧的是我那时也是一个正在接受培养的青年，编者和作者不过是在同一块园地上耕耘和受锻炼的园丁。
当然，以专刊培养了一批人才为荣，这只是近些年来看到那时的青年作者今天已众多成才之后的心情，如果要问我当年编辑专刊时的感受，那却是有苦难言的时候居多。其一，是《哲学》专刊的作者面广，来稿有时积压“成山”，我从未有过掌握“杀伐大权”的念头，更多的是担心伤害了作者，得罪了作者。其二，最害怕的是犯政治错误。一切都要听党的话，这是党训，具体落实到人头上就是一切都要听某个当权的党员干部的话。我不是党员，无从听到党的直接指示，看到党的内部文件，看来稿主要是凭学术标准，而当时的学术标准与政治标准往往没有区分，政治标准又往往以当权的党员干部的话为依据，我的处境可想而知。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是由我负责期间的《哲学》专刊开始的，或者说得具体点，第一篇公开的文章是1964年在《哲学》专刊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由光明日报社转到我手中，我看后只觉得有学术水平，便签了“可用”字样，记得似乎还注明了可放在头条的意见（记不清），报社见到我的签字后有过什么举措，我不得而知，反正很快就见报了。接着是个星期六，住在我家后面的一位哲学系同事从设在民族文化宫里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回家（他当时已从北大借调到这个小组工作），他见到我，劈头第一句话：“张世英啊，你闯下大祸了，你的《哲学》专刊上发的那篇讲合二而一的文章出问题了。”我心中忐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具体回答，他是党员，我不便多问。很快，光明日报社通知我：上面（我一直记得说的是中宣部，只是到前几年才从一本书中知道是指的康生）已发现“合二而一”的文章有问题，指令凡打算刊登的文章都要送审。接着，上面又要光明日报社将这方面的来稿一律不再送到我手中，而直接上交。我心中虽觉不快，但处在那个时代，对政治直接干预学术的事也并不觉得怎么不合理。当时，光明日报社一位和我经常联系编务的同志安慰我：“好在你不是党员。”我在负责专刊期间，一直和报社的同志们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但“**”期间，我还是就这个问题写过交代检查，遭到过盘问。前不久，应某出版社之约，编写《黑格尔读本》，当写到“黑格尔主编《班堡报》期间，虽谨慎从事，仍屡遭追查，终因失望而辞职”这一段情节时，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好在时代套在哲学的脖子上的枷锁已经打开，我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美好前景仍然抱有信心。
（1999年1月28日于北大中关园）
[1] 本文原载于《名人与光明日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