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就是那个只剩下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去典当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所有的家当就只有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披风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只有这么多？！”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一种刺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爱人的一句话而倍感痛苦。说到底，不是什么“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三枚铜币根本就不算是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结底，那时的我还尚未彻底摆脱富家子弟这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朋友那儿借来的哪”，随即解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披风，放在了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而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家父的名字多少有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作重大事件刊登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很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告诉我这些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只是想念着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下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都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这所医院检查出我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发生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拼命强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是真正的审讯主任，以至于刑罚的轻重都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似的。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眯眯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从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色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进署长室的当口，署长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恍若自己是个半边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残疾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