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地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胡适：《老鸦》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则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说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制定了我国新式标点十二种的议案，并在1920年颁行全国。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发难文章，倡导以白话文“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胡适当时的思路有两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创造具有生命活力的白话文学即所谓“国语的文学”，然后将这样新创造的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学国语教材，成为新的国语典范；先在中小学生中普及，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与传递，白话文就能够真正在国民中扎根，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语”。
1920年4月，教育部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14]就在教育部通告颁布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这是中国第一部小学国语教科书。接着，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四册），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此后，国语教科书数量大增，白话文教科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今天我们回首往事，不得不喟叹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剧变时期：从理论的设计、探讨，到媒体的呼吁、讨论，形成社会舆论，再到政府权力的运作，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五四时期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以及整个教育改革就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正如胡适所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15]其意义其实是超出了教育范围的，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汉语发展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
胡适在新教育体制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巨大热心与深远目光，以及对中国新教育的自由精神与进步原则的挺身捍卫与审慎思考，还使他被邀参与了有名的壬戌（1922年）学制的制定。
此次学制改革，将小学7年改为6年，将中学4年改为6年，取消大学预科，师范学校定为6年，也可单设后3年，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新学制以儿童为中心，增加了教育中的民主成分，缩短了学制，中学加强了文理科的融合，提高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水平。此学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开创之功，奠定了民国年间全国学制的基础，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弃，但改革开放后又承此制，可见此学制的生命力和相应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