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陈垣先生所说，收入《启功杂忆》
陈垣第一次走上三尺讲台时年仅18岁，自己还是旧式学馆的学生。因为文采出众，在书馆里常被“贴堂”，邻里就请他到一家蒙馆教书。彼时的老师，总是在学生背不下书时打手板或打腿。陈垣自己也挨过打，所以对这样的体罚很反感。他任教蒙馆后，贴出告示，不打板，不体罚，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欢迎。
1906年，陈垣因常在《时事画报》上发表反清文章，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注意。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他回到了家乡新会，任篁庄小学堂教员。这是一所新式的乡村小学，他在这里教国文、算学、体操、音乐、美术等科目。这些课程在当时是很新鲜的，很受学生欢迎。放假时，他便常和学生去远足，并采集一些植物标本。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新课程，所以他们欢迎我这从广州来的新教师。”[1]他是小学堂里思想很新的教师。一般教师都穿没有领子的长褂，有时腰间还系一条绦带，陈垣却穿着黄色操衣（即制服）。没多久，广州的风声稍缓和，他便离开篁庄回广州，学生们纷纷前来送行。陈垣晚年曾回忆起江边送别的情景说，启程那天清晨，学生们半夜就来到江边送行，船已开了很久，他们还站在黎明的晨曦中，挥帽告别。55年后的1961年，他在这所小学教过的学生欧阳锦棠，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专门探访陈垣。两人已经须发斑白，谈起在小学上课、远足的情景，已经完全沉醉在少年的回忆之中。
1913年的春天，陈垣怀着对民族兴旺、国家强盛的美好向往，只身从广州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在参加了所谓众议院的几次活动后，他逐渐看到了很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事情：议会成了争权夺利的场所，成了派系夺权、集团牟利、尔虞我诈、置国事于不顾的官衙。推倒了几千年的帝制，换来的却是一批军阀。他们利用民国之名，巧取豪夺，盗得议会名义，以充当自己的工具。
1920年，华北旱灾严重，农民逃亡外乡，北京街头每天都有从外县灾区涌进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缺衣少食。陈垣看到这种惨状，便和朋友们商议，集资办起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起名为“北京孤儿工读园”，陈垣担任园长，并负责教务。该园不收任何费用，还供给食宿，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儿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深受社会的欢迎和称赞。20世纪30年代著名电影演员黎莉莉姐妹，因其父母都参加革命，幼年时就在园内就读。陈垣还为该园题写了一副对联——“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做游民”——挂在园门两旁。从这副对联中，陈垣关注教育、开办学校之意，可窥一斑。
1921年9月，他又与朋友创办了平民中学，即今北京市第41中学前身。这座中学除招收一部分本市小学毕业生外，大部分学生是河北灾区逃难到北京的青年。学校不收学杂费，对清寒学生还有补助，使许多小学毕业无力升学的学生，也得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陈垣自己任校长，兼教国文、历史，包括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中国文学史这个课，是他在别校从未教授过的。当时的平民中学，也因其功课出色，纪律严明，在北京的中学中享有美誉。[2]
1921年，陈垣担任了教育部次长（即副部长）。但是在旧政府工作的经历，却时常让他觉得筋疲力尽。办事常常事与愿违，件件事情都不易推动，理想的实现根本是遥不可及。他说经过自己的观察和经历，认为当时的政治是“肮脏的”，也更加坚定了他“人生须有意义，死须有价值”的人生观，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教书育人、读书治史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