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等教育应着眼于少年期之生活，把所谓“准备专门职业”的观念暂置诸脑后。
——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
1922年9月，林砺儒奉命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长（那时称主任）一职。在就职演说《我的中等教育见解》中，林砺儒批驳了中学教育不过是通往大学的一道桥梁这样的谬见，他提出：“中等教育其自身就是目的，决非为将来某种专门之准备”，“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也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1]
北师大附中当年有两个学生，一个叫陈舜瑶，一个叫池际尚，很好地诠释了林砺儒的这一主张。陈舜瑶各科成绩都很出色，老师们常夸她为附中十几年中最好的学生，大家都以为她将来定能成为一名科学家。谁知，抗战期间她在重庆成了周恩来的秘书，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池际尚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所有人都以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革命家，结果她后来却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毕业于北师大附中的著名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说，自己永远忘不了林砺儒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手段，并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对于教育，学生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本末倒置，将分数作为目的，这一点可以举钱学森为例。钱学森生前一直保存着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毕业证书，在回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时，林砺儒是其中之一。钱学森中学时代的校长即是林砺儒，当时北师大附中培养的人才五花八门，与钱学森同期的学生还有张岱年、于光远和其他十几位院士。钱学森回忆，校长林砺儒把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看得很重，所以当时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几乎没有人刻意追求满分。能考80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但这80分是真正学来的扎扎实实的知识。什么时候考试，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2]同样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的于光远也曾这样强调：“我考试不要求高分，80分我就很满足了。考60分比较容易，在60分的基础上，努力一把，可以考到70分，再努力一把可以考80分，80分再努一把力也许只能考到八十一二分，越往上越难，所以我就不要考高分，太浪费时间了。到了80分，我就去学新的东西。”[3]这样学生超脱了考试的束缚，不在考试中追求高分，有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锻炼身体、发展爱好、实验实践，人格和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