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创造了一个以学者的思想情趣为中心，重在“言志”的小品文世界。他心仪晚明小品，又借鉴日本俳句、英法随笔，节奏舒缓，在细节上暗藏技巧，用文言和欧化的对冲制作出涩度。涩，既是语言感觉的多层，里面也有淡化的，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紧张关系。它开创的这一脉，影响深远。俞平伯、废名以及当代散文作家汪曾祺，都是其中高手。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群的散文是另外一种缜密的白话。朱自清抒情诚恳，丰子恺以佛理观省日常。冰心和许地山有基督教的信仰背景，许地山的小说也渗透文人圈罕见的基督教意识。郁达夫的散文和小说一样的率真、感伤。此外还有林语堂、徐志摩等人，林语堂有着西方绅士的格调，徐志摩华丽抒情。
昆曲在晚清低迷，剧本重曲轻戏，北方的戏种有了相反的发展。安徽的徽调和湖北的汉调（楚调）结合，之后大规模进京发展，又博采众家，至道光末期，京剧诞生。京剧不同于传奇杂剧的华丽，以角色的唱念做打的舞台表演为主。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对传统戏曲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用白话文建设西洋式的新剧，成为新目标。话剧本是西方的一种戏剧形式。留学生将话剧带入国内后，称呼它为文明新戏，早期话剧以宣传革命为第一职责。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上海的职业剧团又开始繁荣，以市民娱乐剧取代革命教育。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是外国戏剧翻译热的开端。到1924年，西方戏剧史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流派的作品被介绍到了中国。在砸烂旧戏的激进浪潮中，也有余上沅等留美学生，主张东西方调和，在写实和写意间架起桥梁。
（2）诗歌
诗是文学总的源头，没有新诗的建立，新文学不可能真正地开天辟地。新诗的兴起早于新小说，跟小说一样，是从欧化的、散文化的语言基底开始。胡适是新诗的第一个理论家，他提出必须打破格式束缚，让作诗如作散文。他强调以个人的性情见解入诗，同时要跟平民大众沟通，所以必须追求口语化，明白易懂。他本人在1920年发表了《尝试集》。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等人还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借鉴各地民间歌谣的体式来创作。早期白话诗，多用白描和象征的写法，大量作品是描写具体生活场景和自然风景。
1921年，周作人在《新诗》的文章里对早期白话诗进行反思，认为之前的革新还很表面。真正猛烈的批判来自创造社的同仁，成仿吾抨击新诗的理性色彩，再度强调感情是诗的生命。闻一多说新诗陷入抽象和琐碎，郭沫若学习《楚辞》，采集中国、印度古代神话和西方泛神论的思想作助推器，写出《女神》。它吸取西方前卫派的乌托邦乐观精神，侦测到关键音：工业社会的情感方式是新的诗歌节奏、人格的突破口。
《女神》是爆破性的，之后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的前期新月派。他们反省创造社的情感泛滥，要在形式上寻求新的格律化。他们希望调和中西方诗学，和谐、均齐被看作新诗的审美特征。闻一多很早就用西方文艺理论，系统研究古诗。他区分了新旧格律的根本，旧格律是给定的，新诗格律层出不穷，由诗人随时决定。闻一多的张力在于，他的诗形式克制，情感浓烈。新月派也对西方诗的格律进行了转借，例如对欧洲十四行诗的借鉴。朱湘是新月派中的赤子，早夭的天才人物，《草莽集》中有对古典诗词独到的转化。沈从文评价它：“于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上，达到一个为一般诗人所不及的高点。”而废名对新月派的批判也值得深思：“大闹其格律勾当，乃是新诗的曲折”。因为“用韵也要句子是散文的句子，不用韵也要句子是散文的句子”。“新诗的音乐性从新诗的性质上就是有限制的”，“旧诗和歌谣音乐性的长处‘在新诗里都不能有’”。（废名是新诗最深刻的理论家之一，可参考《废名集》第四卷《谈新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