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常用词是五万多，与之地位相当的《牛津简明英语词典》有条目24万；据说英语词汇已经接近一百万个，而老牌的或原生的汉字有八万多个。普通人掌握三千汉字就可以混世界，要掌握英语，没有一万左右的词汇量几乎难以进行交流。英语的霸气、丰富可见一斑，它对世界的形容、观察和表达确实要精细得多，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天的世界性语言，但是，我们从词语的膨胀殖民中可见，神圣的通天塔确实无人建造，人类正如流星在宇宙间漂移。德尔斐的神谕说过，凡事勿过度。我们文化的易象思维也认为，枝繁叶茂固然精彩，但若着相，就会忘记根本，离本根太远。我们的汉语早就说过：“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或者这正是汉语言文字的使命。尽管它的活力不足，对人的救赎不足，对人类的责任义务承担得不够，但它仍有着最庞大规模的言说人口，尤其是它书契天地、伏藏天地精神，它有着以简驭繁的天才，它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它是人类原生文字仍兴旺的“活化石”，它需要英语等语种来校正，它需要世界知识来加持激活，它需要凤凰涅槃后的新生，需要从地方性知识中走出来，参与世界知识的演进。
公正地说，汉语的神圣性和力量并未失去，只是在代代传承中“花果飘零”，在少数人那里生成，尚未成为更多人和现代大众皈依的天命，但这少数人的献祭足以使我们对汉语的未来怀抱信心。以潘光旦先生为例，他身世坎坷，晚年又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他自己总结命运，一生是四个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 （灭亡）。他临死前想要一颗止痛片都不可能，在弟子费孝通的怀里死去，让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但是，即使晚年命运如此悲惨，即使再也无望出版图书，他仍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费孝通说自己的老师，“敝帚自珍，按他的习惯必定要亲自把全稿整整齐齐地用中国的传统款式分装成册，藏入一个红木的书匣里，搁在案头。他养神的时候，就用手摸摸这个木匣，目半闭，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种知我者谁的神气。”
费孝通先生从老师身上看到中国人的志，人有志了就有了存在的意义，有了神圣性，再也不会为时代所夺，也不会只做时代的注脚，他们有归属，有着落。我们中国文化提倡诗言志、文以载道。什么是志？士心是也。什么是士？推一合十为士。士就是要全面地、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界。什么是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诗言志、文以载道，都是表明语言文字的神正目的。
当然，我们今天重温这个故事，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更能体会其意义，那就是，潘光旦先生借助于翻译，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的归化，完成了汉语对天地的归化。同类的例子还有穆旦，他在无望的日子里翻译，他临死前也未看到《唐璜》的出版，他的翻译被称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同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书写汉语神圣性的高尔泰、巫宁坤、吴宓、陈寅恪、熊十力，还可以举出曹雪芹……
重温这些汉语史上的烈士们是有益的。黎锦熙一代人曾经推崇过自己的先辈刘继庄先生，刘先生是传统中国最后阶段的语言大家，他的名言曾是黎锦熙等人的座右铭：“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刘先生的时代，中国尚未遭遇外来文化的霸权，他在古汉语的研思里安身立命，他把人的使命提高到历史目的的高度，也同样证实汉语具足神圣性。
因此，在为本书著者注解《潮流图》作介绍时，我想到了汉语世界的河流曲折往复、世代流转。而著者在注解中的平实、见识和自信等才思随处可见，他们跟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一样有立论的信心。一幅《潮流图》在相距近百年后终于有了回应，在社会改造、组织平台之外，《潮流图》所涉及的问题和命题经受着当代人的审视，或许这本身说明汉语流向新的消息。本书与《潮流图》的出版工作也得益“纸的时代”和葭苇书坊的支持。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感叹里同样有神圣意味，我们一代代的中国人在这条河流里漂流、摆渡、谋生或相依为命。我愿意说，我们的这些文字是献祭给天地的，是献给汉语史上的先贤和先烈的，也是献给当下的汉语世界，献给正在发声并书写创造的大众。因为语言文字的神圣性仍值得领悟到的人职尽天命，正如诗人穆旦曾经说过的：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余世存
2018年6月21日夏至，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