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后，日本侵华的步子逐步深入，于是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蓬勃开展。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西安、重庆、昆明、汉口、南京和曼谷、东京、巴黎、柏林等二十多个地方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仅1934至1937三年间，至少成立了70个以上。其中，上海的“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成立最早，贡献也最大。1935年陶行知发起组织“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后成为各地拉丁化团体的总会。1934至1937年间出版拉丁化新文字书籍61种；1935至1937年间出版刊物36种。1936至1937年间，共制订了13种方言的拉丁化方案。（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133～136页）
1935年12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叶绍钧（叶圣陶）、李公朴等688名文化界人士签署。意见说：
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每一个人必得化费几年功夫几十块钱百块钱才能学得一点皮毛。一个每天做十二三点钟苦工的大众是没有这些空暇时间，也化不起许多钱来玩这套把戏。手头字简字是方块字的化身，不是根本的解决。注音字母是为方块字注音的工具，不过是方块字的附属品。国语罗马字崇奉北平话为国语，名为提倡国语统一，实际是来它一个北平话独裁。在有闲有钱的人看来，学了一口北平话再用罗马字母读读写写，是不费什么事。但是叫一个上海的、福州的或广州的苦人同时学北平话又学罗马字，那几乎是和学外国话一样的难。国语罗马字又注重声调的符号，把初学的人弄得头昏脑黑。简举的说，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的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载倪海曙《中国语文的新生》）
图75 拉丁化新文字读物 选自中文拉丁化研究会《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1935）
虽然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文称“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但国民党始终对运动持警惕、防范态度。1940年3月，教育部提出“五年扫除文盲计划”。于是在4月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中，参政员张一麐、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王云五、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等十人联名向教育部提起询问案，询问：为了实现扫盲目标，召集新文字专家和王、劳以来文字改革旧学家开会讨论的可行性。教育部在答复中推脱说：“至于拉丁化文字，其功效如何，尚不可知。……在未证明其功效胜过注音符号以前，一时难以加之采用，仍以推行注音符为主。”（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161～162页）
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12月，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从1941年元旦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开始。12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大会推举董必武、孙科、张一麐、陶行知、黎锦熙、赵元任、成仿吾、叶籁士、陈鹤琴等为名誉主席，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胡乔木、萧三等为大会主席团。吴玉章在会上作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政治上过左的关门主义、学术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推行上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在抗战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抗日救国宣传，与工农兵扫盲教育结合在一起，在全国乃至南洋和美国华人中蓬勃开展，影响范围之广是历次文字改革运动所不能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