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以后几代统治者手里，这里更是商业贸易形式多样，打破了早期坊市制度，商业渗入坊区，各种店铺鳞次栉比。人们穿梭其间，或交易，或逛街。“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10)
随即，各种交易的时间也被打破，汴京城内到处都有早市、日市、夜市等。汴京的各色人等，都在街道上进行交易。这进一步刺激了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剧增。“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11)
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带动一切的财富模式，影响着整个宋朝经济。
随着商业模式的改变，宋朝的税收也空前发展。北宋政府非常重视商业税，在全国各地设置各种专门征收税务的机构，商业税也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财源之一。
这时候，为了顺应市场经济，各种市场流通货币也发生了转变。交子本身只是四川境内使用的一种纸币，仅仅在四川范围内流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携带金银已经很不方便。这样，有些地方就借鉴四川交子，在本地范围内发行纸币交子。但交子是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说，交子纸币中所标数额，一定要以同等数额的黄金白银为基础。如此一来，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信用机构，交子得到了普及。
但交子因为是从地方上发展起来的流通纸币，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交子这一货币的发行寿命并不长。后期，朝廷根据交子的使用经验，制定了“钱引”，充当市场流通的货币。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刷，四川如旧法”。(12)
后来，朝廷继续完善制度，制定了“小钞”。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间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13)
这些已经有了现代纸币的特征。
到了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朝廷又改交子为钱引。这些纸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为当时的商业贸易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同等数额的纸币，便能换得同等数额的金银。
但宋朝后期，统治者和操作层广泛印制各种纸币，导致货币贬值，纸币的功效也就失去了。
当然，除了发展都市贸易，宋朝的对外贸易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景德镇的陶瓷，成为全世界的必需品。而宋代不止一个景德镇，以景德镇为样板的宋代陶瓷有五大名窑。“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14)
宋代的陶瓷，除了在本国广泛使用，也畅销国外，这便打通了海上陶瓷畅销之路。当然，宋朝畅销海外的还有香料、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
当时，宋朝为了运送各种物资，专门生产大型商船。其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这便催生了船只制造业。宋朝的巨船运输载重达到了三百吨，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实现的创举。即使是后来哥伦布的航海船只，载重能力也就一百多吨。
而随着航海技术的高速发展，指南针也就应运而生了。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其实是基于航海的需要。以后，才传到了世界各地。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大发明，其实都是宋代首先使用的。
航海贸易的兴盛，也给宋朝带来了丰厚的财富。为此，宋代统治者们更是重视航海贸易。宋朝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一带）等地，均设置了市舶司或市舶务，管理航海贸易船只。
宋辽之间的贸易，也空前发展。澶渊之盟后，宋朝开设广信军、雄州、安肃军、霸州四个榷场，契丹在振武军、朔州和新城等地设立榷场，宋朝的陶瓷、茶叶、香料等物资运到了榷场里，与辽国人进行贸易。
总之，澶渊之盟建立后的太平局面，给辽宋两国带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宋朝这一时期的发展，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各行各业里都出现了领军人物，各种发明层出不穷。
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给国家攒下多少财富。当时宋朝存在着冗官、冗军、冗费的巨大弊病，国家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在了这些上面。因此宋朝要实行庆历新政，要实行王安石变法。可这些为了改变“三冗”问题的举措，并没有得到顺利施行。王安石变法，在地方上试验时，收效明显。但推广到全国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那些贵族想着办法钻政策的空子，加上朋党相争，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到了宋徽宗时代，皇帝个人的喜好也让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几代皇帝苦苦经营的家业，在宋徽宗这个沉迷艺术的人手里，逐渐变成了花石纲和各种奇珍异兽。人民的负担越发沉重，以至于农民起义不断，最有影响力的是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随即，金国崛起，战争又开始蔓延，宋朝的经济发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