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份工作在徐州，跟之前一样，仍是幕府节度使推官，但领导是个文学爱好者，叫张建封，十分欣赏韩愈的文才，对韩愈颇为关照。韩愈虽然是临时工，却得以享受与正式编制同等的待遇。
可韩愈在他手下干了没多久，又不想干了。因为这地方哪儿都好，就是劳动纪律特别严，“晨入夜归”，准时打卡，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工作时间不许私自外出。
韩愈最受不了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忍无可忍之下，给领导写了封意见信——《上张仆射书》：“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当时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发狂疾。”
意思是这种规定我可做不到，要逼着我遵守，非得精神病不可。
张建封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单位还不乱套了？”说完带人出去打球了。
没两天，韩愈又写了篇《上张仆射第二书》，摆到了张建封办公桌上，还是提意见，说张建封不以身作则，上班时间“击球”，“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身为朝廷高官，懈怠政事，玩物丧志。
“击球”是张建封的业余爱好，类似于现在的打高尔夫，不过是在马上，也属于贵族运动。
张建封看了气不打一处来，辩解说：“本官击球是为了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能为朝廷做更大的贡献，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称韩愈两次上书是“儒生之见”，不予采纳。
两次上书都没有结果，但韩愈喜欢提意见、经常顶撞上级的名声却传开了。
韩愈在幕府郁郁不得志，眼看与自己同榜中进士的几个人在京城一个个混得风生水起，越发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作《马说》感叹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肆
说到底，还不因为自己是临时工吗？人微言轻，不受重视，所以，公务员考试还是不能放弃。
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结果，又一次落榜，残酷的现实让韩愈几乎萌生了归隐乡间做个农夫的想法。
所谓成功，往往就是在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诞生的。
贞元十七年（公元八○一年），韩愈第五次应考，终于通过了吏部的铨选，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正七品上，正县级待遇。
那一年，韩愈三十四岁，从第一次考进士算起，十四年考了九次，终于修成正果。
所以，今天的一次高考失利又算得了什么？
上任的第一天，韩博士以“成功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为题，为全校师生做了励志主题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虽然韩愈此前在文坛就已小有名气，但毕竟是民间传播，影响力有限，如今在国子监，也就是过去的太学任教，如鱼得水，思想和才华终于得到发挥和展示，个人名望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社会风气不好，看不起老师，“公卿子孙，耻游太学” ，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以致堂堂国子监竟然生源紧张。
韩博士对此痛心疾首，写下著名的《师说》，强调从师学习的重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为此，韩愈以身作则，勇为人师，不管对方年龄大小、地位高低，有问必答，乐此不疲。比如那位写过“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张籍，年龄比韩愈还大，韩愈照样收其为弟子，并直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一生三入国子监任职，并曾担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校长。任职期间，韩校长极力倡导尊师重教之风，在他的领导下，困扰国子监多年的招生工作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读书人都以称韩门弟子为荣，韩愈可谓桃李满天下。
因为自己的科举之路历尽坎坷，所以，韩愈将心比心，对后辈总是尽量提携帮助，特别是对那些怀才不遇的寒门子弟，比如李贺，不但极力举荐，还为其仗义执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