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学校，为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1)求学做准备。
小时候我曾去韦尔斯利大学参观，当时我的宣言令朋友们吃了一惊。我宣称：“总有一天我要上大学——不过我要上的是哈佛大学！”他们问我为什么不上韦尔斯利大学，我回答说那里只有女生。从那以后上大学的想法就在我心里扎了根，变成了一个热切的渴望，激励着我不顾真诚而明智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要与听力、视力都正常的女孩竞争学位。离开纽约后，这个想法就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于是我决定先去剑桥上学。这是我进入哈佛实现童年时代宣言的最近的道路。
在剑桥女子学校，我们的计划是让苏利文小姐与我一同上课，解释课堂内容。
我的老师们当然只有教授正常学生的经验，我与他们谈话的唯一方法就是读唇。第一年的学习内容有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语、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课程。在那之前，我学习的目标从来不是上大学。不过苏利文小姐已经将我的英语水平训练得很好，老师们很快就明白，我在这门课上已经不需要特别的指导，只需要再批判性地学习一下大学指定的书籍。此外，我的法语基础也已经相当牢固，还接受过半年的拉丁文指导，不过我最熟悉的科目还是德语。
但是，除开这些优势之外，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阻碍了我的进步。苏利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指定书籍的内容都在我手里拼写出来，把教科书及时制作成盲文版供我使用也非常困难，虽然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都愿意加紧完成这项工作。有一阵子，我只能将拉丁语教材抄写成盲文版，这样才能和其他女孩一起背诵。老师们很快就熟悉了我有缺陷的讲话方式，随时准备好回答我的问题，纠正其中的错误。我在教室里无法做笔记，也不能做练习题，但是我会在家里的打字机上完成写作和翻译。
每天苏利文小姐都和我一起去教室，怀着无限的耐心将老师说的全部内容都在我手里拼写出来。在学习时间，她必须为我查阅新单词，反复阅读没有用盲文印刷的笔记和书籍。这份工作的乏味难以想象。德语老师格罗特夫人和校长吉尔曼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学过手触字母，能给我指导的人。没有人比格罗特夫人更清楚，她的拼写有多么缓慢和不熟练，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每周为我上两节特别课程，不辞劳苦地为我拼写授课，好让苏利文小姐能稍微休息一下。虽然每个人都很好心，随时准备好帮忙，但只有一只手能将苦差化为乐趣。
那一年，我学完了算术，复习了拉丁语语法，读了三章恺撒的《高卢战记》。部分用我的手指，部分靠苏利文小姐的帮助，我还读了其他一些德文著作，如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员》、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腓特烈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诗与真》。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德文著作，尤其是席勒优美的诗句、腓特烈大帝的光辉成就，以及对歌德生平的记述。读完《哈尔茨山游记》时我依依不舍，这本书中随处可见妙语连珠的段落，景色描绘也非常迷人，群山爬满藤蔓，溪流唱着歌儿，在阳光下泛起点点涟漪，传说和神话中的旷野地带，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年代、现在早已消失的格赖埃三姐妹(2)——只有对大自然充满感悟与热爱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那一年吉尔曼先生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对历史和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的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比机械地阅读和只有浅显解释的课堂笔记精彩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