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表达自我的欲望与日俱增。我所使用的有限手势已经越来越不够用，每当无法清楚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总会情绪大爆发。我感到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禁锢我，我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我挣扎——并不是因为挣扎有什么用，而是因为体内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最后我总是会痛哭流涕、精疲力尽。如果母亲刚好在旁边，我便会钻进她的怀抱，因为太过痛苦，我甚至记不起发怒的原因。但片刻之后，我对交流的渴求又变得那样强烈，这样的情绪爆发每天都会发生，有时甚至每小时我就要闹一场。
我的父母非常伤心，但根本不知所措。当时我们住在很偏远的地方，周围没有任何盲聋学校，而且应该也不会有任何人想要来塔斯坎比亚这样的小镇教一个又聋又盲的小孩。我的朋友和亲戚有时甚至会怀疑，我是否能够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在那本书里读到劳拉·布里奇曼的故事，隐约记得她也是个聋盲少女，但接受了教育。不过母亲也记得，探索聋盲者教育方法的豪威博士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让她感到绝望而痛苦。豪威博士的教育方法可能也随他一同死去了吧，就算不曾死去，一个身处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女孩，又如何能从中受益呢？
在我大约六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杰出的眼科医生，他有过许多成功治愈看似毫无希望的盲人的先例。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睛。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趟非常愉快的旅行。我在火车上交了许多朋友。有位女士给了我一盒子的贝壳。父亲帮我给贝壳穿了孔，这样我就能将它们串起来，我开心地玩了很久也不觉厌倦。列车长也很善良，他在车上来回检票打孔时，我经常抓着他的衣角跟在他后面。他还把打孔器给我玩，我蜷缩在座椅的角落里，拿它在一片片硬纸片上打孔，玩得非常开心。
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玩偶。这个即兴制作的玩偶没有形状，最是滑稽，鼻子、嘴巴、耳朵、眼睛，它一概没有——就算凭借小孩子的想象力，也无法在它身上的任何地方想象出一张脸来。奇怪的是，这只玩偶眼睛的缺失却比其他缺陷更吸引我。我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人指出这个问题，但是似乎没有人能为这个玩偶添上一对眼睛。我突然灵机一动，问题迎刃而解。我翻下座位，在下面一直摸索，直到找到姑姑的披肩，那上面有镶嵌着大珠子的花边。我扯下两粒珠子，示意姑姑，想让她帮我缝在玩偶的脸上。姑姑抬起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确认我的用意，我激动地点头。珠子在正确的位置被缝好，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悦之情，但很快我就对这个玩偶失去了所有的兴趣。整个旅途中，我没发过一次脾气，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让我的脑袋和手指一直忙个不停。
抵达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还建议父亲去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他能提供关于聋盲儿童学校和教师的信息。我们听从医生的建议，立即赶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父亲很伤心，而且揣着满腹的疑虑，我却对他的痛苦一无所知，只因为要从一地赶往另一地而激动不已。我那时虽然还只是个孩子，却立刻就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亲切和同情，正是这些品质为他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正如他了不起的成就俘获了众人的钦佩一样。他将我抱在膝头，见我摩挲他的怀表，他便让怀表为我报时。我知道他懂得我的手势，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但是当时我绝不会想到，那次见面将成为一扇门，穿过它我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与世隔绝走向友谊、陪伴、知识与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学校的校长阿纳格诺斯先生写信，询问是否有能为我提供启蒙教育的老师，那里正是豪威博士为盲人接受教育而辛苦建设的学校。我父亲当即照做，几周后我们就收到阿纳格诺斯先生的热情回信，他要我们放心，说已经物色到了一位教师。那是1886年夏天发生的事，但苏利文小姐来到我家已经是来年的三月。
就这样，我像是走出埃及，来到了西奈山(1)的面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碰到我的灵魂，赋予它光明，就这样我看到了许多奇景。我听到圣山上有个声音在说：“知识就是爱，是光明，是愿景。”
(1) 西奈山（MountSinai）：《圣经》中上帝授予摩西十诫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