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也许是觉得自己循循善诱的本领起了作用，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拉回了一个道德高塔已岌岌可危的孩子，挑起眉毛激动地说：“很好！很好！为了保家卫国，这就很高尚了。”
我说：“那倒不是，我是为了把打人的爸爸们都装进炮筒子里，挨个轰上天。”我很诚恳。
“你去门口站二十分钟好好想一想！”老师也很诚恳地翻了一个大白眼。
那天的太阳很大，我走出门站到墙根，看见已经有一个同学站在那里了。
“你为什么在这儿站着，你写什么了？”我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当个警察。”那个孩子说，“把留作业的老师都抓起来。”
牛！他可能要站半个小时。
总之，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为了表达我与写作的初识很不美好，并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让我困扰，写作——确切地说我不应该给写作抹黑——“写作文”是一件痛苦的事。
而旅游则是一件快乐的事。我认为把这两件事强行地结合起来，是非常变态的。就好像在冰激凌里浇了一碗热水——热水自然热不起来，冰激凌也没法吃了。
我所感兴趣的，我都很难写到作文里，而我又不太会编瞎话，所以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在外出时注意一些“作文里用得到但我完全不感兴趣”的事物，这就像浇了热水的冰激凌，很影响旅游体验。
比如，一个正常的八九岁儿童出去疯的时候，不太会观察太阳和云彩的光影，或去感受春风拂柳的意境，或去注意波光粼粼的碎金。他可能觉得折一根柳条抽东抽西，找个石子砍湖里的鱼给钓鱼者捣捣乱会更有趣味。但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些写到作文里，少不了又得在窗户下站二十分钟。
其实我对美好事物也是有追求的，但那段时期，我宁愿把这种追求放在心里，而不是抒发出来，或者说不会抒发出来，我自认为可以做一个内秀的人——这种内秀虽然不外露，但早晚有一天会被别人看到。老师则显然不认可这种内秀，她担心我的世界观过于狭隘，变成一个低级趣味的人。
我坚持认为，对美好事物的歌颂应该是有感而发，为发而感就很不对路，顺序一错，不但感不出来，还影响正常的喜爱。
有一次，班里组织春游，去颐和园。
前一天老师就布置了任务，说回来得写一篇有关春游的作文。善于写作的同学们完全不在乎这些，而像我这种能力不足心思又重的人，从早上就开始担心起来。平时作文因为没有目击证人，可以自由地胡编乱造人物和事件，只要立意上去了，老师就不太较劲。但这种集体活动，大家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监督，写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比较容易露馅。
为了能写出东西，我进了园子就一直盯着周遭的环境，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一写又立意深远的事情，比如有没有掉在地上的钱包，或者看看是否有人乱扔瓜皮果核。眼光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整个人就显得有些獐头鼠目，完全没有早上七八点钟太阳出来春游的气质。
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上万寿山，我心念一闪，这可以去扶一扶啊。刚要发动身形，只见身后蹿出好几个影子，如闪电一般，蜂拥而上，几个梯云纵就到了老太太边上。他们纷纷伸出魔爪，有的捏住肩膀，有的揪住胳膊肘，有的顶住后腰，没地方放的只能揪着老太太的脖领子。最可恨的是伸手往老太太胳肢窝那儿塞的孩子，你也不知道人家痒痒肉儿在哪儿，你这不是怕人不摔吗？
老太太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爬爬山，结果半路上蹦出这么一帮熊孩子，老太太着实被吓了一跳，以为是劫道的，使劲晃了晃竟然动弹不得，刚要张嘴喊叫，一瞅是一群小学生，只得乖乖认命，嘴里喊着“慢点扶，都能扶，别摔着我”，一路被架上山去，背影凄惨。
做完好事回来的同学们表情轻松，人家完成了最重要的事，下面就剩下玩了。我怨恨地看着他们，论速度，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田径队的。这些事情考验眼疾手快，慢上一点儿，势必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