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道”可以理解为宣导、引导，“以政”就是用行政命令作为手段。“道之以政”，指的是用行政命令作为手段，来引导、治理百姓。
“齐之以刑”，“齐”是约束，即用刑法来约束百姓，以刑罚来处理问题。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当时法家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不用谈理，不用谈义，谈的是规矩，只要符合规矩、法度就行了。这也是很多现代国家所使用的手法。
孔夫子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可能因为畏惧责罚而不去犯罪。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甚至到汉朝，都是用严苛的刑罚来管理百姓的。大家不要被刘邦的“约法三章”给骗了，刘邦表面上说约法三章，实际上汉朝沿袭了秦朝的很多制度，比如犯了错要割鼻子、砍手脚、脸上刺字等，各地方都有不同的酷刑。
当使用严苛的刑罚来治理国家时，老百姓自然会为了逃避罪责尽量不犯法，但心中“无耻”，也就是内心并不觉得很多不好的行为是有问题的，没有羞耻心。
我们要怎么理解以上内容？
我在美国的大街上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手执牌子站着，牌子上写着“我需要一个房子”“我需要一些面包”……可是他们有手有脚，却站在那里向他人索求，就是不愿意去工作。
在洛杉矶、纽约的街头，都能看到这样的流浪汉。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没犯法，这是个人的自由。甚至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说：“在美国，有人不穿衣服走在大街上也是可以的，这是个人权利，警察不能将其逮捕。”
这就是孔夫子最担心的状态：“民免而无耻”。只要不犯法，一个人在内心对自己没有任何约束，没有道德感，也没有向上的力量。
“道之以德”讲究的是德行，“齐之以礼”指的是我们靠“礼”来约束。
人们不能仅用法律、规则判定一个人的行为到底合理不合理，有的事情，要看在心上是否过得去，是否符合道义。
《白鹿原》中，就反映出了中国的变化。在白嘉轩的时代，出了问题，大家就会有个公论，人的行为要由整个宗族进行判定，做错事的人后脊梁骨冷飕飕的，觉得自己在村里再也无法待下去了。这是宗族礼法给人带来的约束。
与之相反的是，用德行、礼仪去引导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孔子认为是“有耻且格”：老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还能够守规矩。“格”可以理解为守规矩，讲品格。
孔夫子的理想，是每个人拥有真正美好的品格。
关于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在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矩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那么，是否应该多讲法律，少讲道德？
在论证之前，其实有个前提，也就是社会背景如何，是国泰民安，还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处于乱世，价值观会更加遵从原始的生存本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多吃多占，来满足膨胀的私欲，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道德是弱约束，是倡导人们要去做的事。法律才是强约束，强调的是人必须去做的事。
胡适先生提出的，是在乱世中法律的重要性。在人们生活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要求人们按照道德去做事，这是空谈，是不现实的。
孔夫子的理想是天下大同，当社会已经规范时，人们在社会安定的环境下如何才能拥有美好的品质和德行。
再看看当下的社会。比起美国，中国的犯罪率已经非常低了。
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组数据：在美国的监狱里，关了全世界约25%的犯人，而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5%。过去30年，美国人口增长不到30%，监狱人口增长却达到了800%。美国吃牢饭的人超过220万。
美国是一个靠法律说话的国家，触犯各种法条都有可能被抓进监狱。就是这种完全用法律说话的制度，却导致了“民免而无耻”。
我们不必拿孔子的理论跟胡适先生去辩论，这是不同环境之下的不同执政理想，是两种不同的治国境界。
孔夫子的理想是，当国家制度已经相对规范，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时，则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让老百姓有更高的追求，在精神和道德上进行修炼。
比如，“樊登读书”的使命，就是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当下，我们一起来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实现慎终而追远，民德归厚，有耻且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