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结尾所附说明有这么一段记载：“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11月中毛泽东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7人〔27〕合作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以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28〕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方志敏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时，AB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29〕
1926年11月，毛泽东到达上海后，便立即起草《目前农运计划》。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在目前情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并指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民运动。”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30〕
为实现这一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亲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省党部，拟在武昌合办农讲所。〔31〕林伯渠当时正随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驻江西南昌。他在日记中记录：11月26日，“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点”。27日“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六时郭沫若召饮”。〔32〕
12月，毛泽东到达武汉，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做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形势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就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陈独秀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吴庭康（维经斯基）、鲍罗廷的支持。据李维汉回忆：他当时以中央委员和湖南区委书记名义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陈独秀说：“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打算实地考察湖南工农运动。是时，正值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电邀他回湘指导。电文说：“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本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敬祝旅祺！”
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1926年冬，湖南农运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的推动下，有如暴风骤雨，席卷全省，进入了革命时期。据这年11月统计，全省5县中，有55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计1367727人。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已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