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左右，毛泽东来到武汉，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设立中共中央农委办事处。不久，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也来到了武汉。1927年4月4日，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岸龙在武汉出生。可惜的是，岸龙只活到4岁，1931年初夏因病在上海广慈医院去世。
毛泽东一家在武汉时，陈玉英在他家做保姆。她回忆说：
1926年12月，我很幸运地来到长沙望麓园一号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当时，开慧即将生第三个小孩，岸英只有4岁，岸青还只有两岁多，家里需要人照料。那天我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在房里看书，开慧在写字。他俩一见到我，都含笑地站起身来，表示欢迎。我想可能是我当时没有包小脚，剪掉了辫子，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才被他们看上了吧。开慧很满意地对我说：“你跟我们帮忙，我们彼此不分上下，不分什么你我，我们是一场朋友。”我心想，给人做了10多年女工，哪个主人不是把我当下等人，而今天这两位主人，却说我们不分彼此，不分上下，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在望麓园期间，毛泽东经常到乡下去考察农民运动，一把雨伞，一双布鞋，风尘仆仆，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来。毛泽东每次回来时，总是忙碌紧张地写材料。当时，开慧身怀小孩不常出门，多半在家里帮助毛泽东整理和抄写材料。有时一些同志来家里开会，开慧也一起参加。在望麓园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到武昌去了。10天以后，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岸英、岸青和我一道坐火车也到了武昌，毛泽东还到车站来接我们。我们就来到了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住在靠左边的房子里，开慧同志带岸龙睡在前面房里，我和杨老太太、岸英、岸青睡在后面房里。
都府堤四十一号住过很多革命同志，有毛泽民、毛泽覃、彭湃、蔡和森、夏明翰等。他们经常在这里开会，吃饭，十几个人围一圆桌，站的站，坐的坐，毛泽东和开慧也和大家一起吃饭。
毛泽东那时在农讲所讲课，还要写文章，一天到晚忙不停，经常很晚才回家。但就是这样忙，毛泽东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他说：搞农民运动，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和地主阶级做斗争，推翻反动派的统治，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农民才能翻身。我们的工作不要怕麻烦，干革命就不要怕苦，不要怕死。这些话，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
那时，毛泽东经常写材料到深夜。我总是看见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很晚还亮着。一些革命同志也工作到很晚。毛泽东对他们很关心，有时叫我去买包子、面条之类的普通点心回来。毛泽东还很关心地叫我也吃一份。晚上，我见毛泽东和开慧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写文章，就悄悄地伴在他们旁边给小孩缝补衣服，做点针线活。可是，毛泽东和开慧总是催促我早些去睡，关切地对我说：“孙嫂（我婆家姓孙），你先去睡吧，白天累了一天都没有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做事，身体不是铁打的，要爱护呵！”我听了他们这些亲切的话语，只得先去睡了。但他们房里的灯光，却久久地还亮着。毛泽东和开慧为了革命，常常是通宵熬夜啊！
毛泽东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艰苦朴素。当时他只有两件汗衫，一件白衬衣，一件灰布长衫。出去上课他一般是穿白衬衣。有一天，我看见毛泽东的衬衣脏了，就拿去洗了。正巧毛泽东那天要去上课，就对开慧说：“我今天没衣穿了。”开慧马上说：“你的衣脏了，孙嫂给你洗了，我去给你借一件来。”毛泽东说：“不用借，还是穿长袍子算了。”我当时很不安，但毛泽东连一句重话都没有说。开慧和毛泽东一样衣着简单，没有多余的衣服。但他俩对劳动人民却十分关怀，在武昌居住时，毛泽东和她一起找其他革命同志凑了20块钱送给一个贫苦老太婆安葬了儿子。一次我失手打破了一个热水瓶，开慧还一个劲地宽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