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革命力量上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毛泽东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农民战争，从义和团运动到白朗的反袁斗争，从广东农民帮助东征军平定陈炯明，到打倒杨希闵、刘震寰，全面地论证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他说：倘若国民革命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第四，从革命胜败关系看，毛泽东认为上海五卅运动失败，奉系军阀的武力镇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是失败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全国生产主力军——农民未有起来，而让工人孤军奋斗了。
第五，从革命的目的说，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且是使中国一般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有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毛泽东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2月《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文最精辟、最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可以视为《中国农民问题》第一编整理后的文字。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一篇序言。核心思想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毛泽东提出了这一重大命题，而且分析了它的根据。毛泽东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够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子在广东：哪个县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哪个县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农民协会，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当时有人认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否定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驳斥道：“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分布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21〕
曾在第六届农讲所当过学员的王首道回忆说：
